我和趙少康先生認識時，彼此不只政治立場不同，思想也相反。我贊成同性婚姻法，他二十多年前有意見（現在改邪歸正了）：我比較傾向民主社會主義，他相信自由開放經濟，我説1929年自由主義經濟已經死了，他説1989年柏林圍牆也倒了，社會主義也死了：我覺得女人可以結婚，更可以不必結婚，他當時女兒太小，對於我的主張不以為然（後來看了很多愛情騙子的故事電影，等女兒長大了，每看一部電影，就告訴他特別疼愛的女兒，不要嫁人，爸爸寧可養妳一輩子）⋯⋯
我們是在不斷吵架中，建立了友誼。
1995年底當時中天電視台前身傳訊電視，還特別邀我們同台，每週吵架，辯論不同的意見，但可能因為我們都是彼此尊重不同意見的人，更多是趙先生有大哥風範，特別讓著我一點，我們因此維持了特殊友誼。據說他每回和我同台，就回新黨問：可不可以也找一個和她一樣出色的人？
他有一次告訴我，我建議他：你直接變性，這樣就可以打敗我！
他看人的優點，管理事情抓大放小：有些時候不免批評我的完美主義，幹嘛那麼認真，身體健康都弄壞了。
他對我的第一次好奇，是我的手指甲為什麼要塗十個顏色我説：好玩，純開心，當時他還在新黨，與民進黨對立激烈，只回我：哦，好吧！
我們都離開政壇，他出任飛碟電台董事長，邀請我主持節目⋯⋯從此照顧我，遠多於我照顧他。他是出名的專業經理人，絕不容許浪費，但他的部屬生病，他會親自找醫生，我在飛碟電台昏倒休克一次，從此以後，電台即準備氧氣筒，隨時應變：後來我在廣播間過敏，他又買了一台十萬元等級的空氣清淨機。
我惟一超越他的，就是耍可愛遊戲，例如吃棉花糖，或是生病了怎麼辦？該找那位名醫？
我們曾前後住進振興醫院。他膽囊發炎切除，我免疫系統攻擊顱部，倆人都住在振興醫院內。當時的我天天打抗生素防止腦膜炎，準備去美國開臺灣做不到的顱內腺體微手術。醫院內倆人吃晚餐，他的美麗妻子負責採買，我們一起開了醫院Party。我滿臉浮腫發燒，他從此成為「無膽之人」。
但身體無膽，他依舊豪氣萬千，直接跳出來，叫喊台灣不可以「一黨獨大」。我的膽還在，但志向已經不同，只能默默祝福：我非常明白，當年他為何市長一落選，急流勇退：如今又為何千萬人退縮時，仍吾往已。
對於我們這些在私人工作上職場一直一帆風順的人，從政是很大的犧牲和倒楣。
我想多回顧的是彼此之間的友誼，前年我肺腺癌開刀當天，他們全家來看我，2013年我在美國動手術，他叫待在紐約的女兒來陪伴我，「請文茜阿姨吃最好的餐廳，爸爸付錢。」癌症手術之後，我要去MIT當訪問學者，他們一家送行：我當時已經得了光毒症，不能曬太陽，於是搞了一身防護措施赴約踐行晚餐，他們笑歪了（我第一次2015年去MIT趙先生的女兒當我的義務助理，每日幫我叫Uber，找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