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這個字眼，正如稍後我會在本文內提到的，富有遠比我們通常在現代社會中所賦予的更複雜的意義。而「…的藝術」則象徵在某件事上的登峰造極。現下情形中，「…」指的是「協力」。藝術協力這個想法早自1960年代晚期就已成為在社區或社群或所謂社會介入一類的藝術實踐中常常爭辯、揣度的焦點。例如藝術家波依斯和弗拉克斯（Fluxus），芭芭拉•史蒂芬妮（Barbara Steveni）和約翰•拉桑（John Latham）夫婦的藝術團體APG （Artists’ Placement Group），以及著名的藝術公司福利國家國際（Welfare State International）， 都曾對藝術和藝術家在社會上所具有的潛在菁英角色提出挑戰。許多藝術評論者至今仍擔憂藝術的自主性會在參與社區協力的過程中流失，導致藝術只是成為政治或社會目的的「工具」。但在（布袋的）這個計畫中，我認為，全球「藝術世界」和「藝術市場」才是對藝術自由和表達自由的更大威脅。我也深切明白自己作為一位外來藝術家，來到這裡拜訪、互動、反思，然後離開，對當地的情形也許可以有些貢獻，也許無法貢獻些什麼。我希望我的貢獻是可以協助社區／社群的培力，減少氣候變遷對他們所帶來的傷害，並且在面對這種挑戰的變遷時，更具調適能力。我也希望，在此社區／社群中的藝術和藝術家更能維持活潑發展的文化，成為變遷論述中積極的主角，而非臣服於產業和商業要求之下的奴隸。我想不出還有什麼比這更好的留給後代的資產，因為「最終極的道德行為，就是留下空間，讓生命可以繼續。」藝術當然也不例外。（Pirsig 1993）
2012年我第二次造訪布袋，參加在社區舉辦的一個研討會。參與者包括五年前即認識的社區領袖蔡炅樵、蔡福昌和嘉義縣生態保育協會理事長蘇銀添。這個研討會聚焦於從社區的基礎上發展再生能源以及有機生產。我對他們在布袋的環境改善和促進人的生活品質方面所做的改變留下深刻印象。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水產養殖業者，他以生態養殖的方式生產魚蝦。我問他生態養殖和慣行法養殖的蝦，差別在哪裡？他回答說，生態養殖的蝦味道更好，因為這些蝦並未受到強迫餵食或密集飼養的壓力─「牠們是快樂的蝦子。」 當時我也正在香港九龍一帶進行創作計畫，因此我問他，是否可能在一個人口密集的都市地區發展這樣的生態養殖，他回答說：「可以，只要讓蝦子保持快樂。」正好東南亞樸門農學協會即將舉行第一次大會，我詢問香港方面的主辦者，是否可出機票錢讓這位水產養殖業者可以與會，他們答應了。於是這位水產養殖業者得以將自己的概念傳達給數以百計的其他有機食物生產者，而他也得以從其他人身上有所學習。如此一來，原初的對話進展到蝦的主題上，而協力的範圍也擴展到跨國、跨域乃至跨洲和全球的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