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近郊的淺山，總是有一種說不出的混雜感，樹、雜草與淡淡的檳榔花香裡，混雜著好年冬、巴拉刈與有機磷農藥的味道。三峽橫溪一帶的淺山就給人這種感覺。這裡既屬於城市，又屬於自然。北一一○道路上交錯著農用發財車與時髦的重機，山區的產業道路像蜘蛛網一般，通往廢棄的礦坑、墳場、檳榔園與工寮。與世無爭的聚落旁，總會有一片碧螺春茶園。那是過去的三井合名會社的茶場。
如果再加上淺山昔日的原漢鬥爭，血與淚，那麼淺山的空氣，簡直可以讓人聞出一股鹹味了。
事實上，三峽橫溪谷地一直到過分水崙以東的新店安坑通谷，自清領時期就是典型的漢番交界帶；南邊的山野，長期以來存在著一條隱匿、點狀而幾經更迭的隘勇線。因此，這一帶的地名依然殘留著不少屬於交界地帶的記憶。例如，溪北地區的望族林家，過去稱為「竹圍內的林厝」，第五代林德旺在日殖時期還曾因為擔任過隘勇而獲得勳章。但是，「歷史」總是優勝一方的書寫。橫溪以南的山野，也曾經是泰雅族大豹社的社域。這是一支被認為已經「滅亡」的泰雅族。1915年的日本《番族習慣調查報告》裡這樣記載著：「又在三角湧支流之地域曾構成mng’ciq（大豹蕃）一群，但是已絕滅。」
大豹社在這個區域的生命活動，從來都是被忽略的，或者被認為是「作亂」，而被歸納在「番（蕃）害」的視野裡。例如，《三峽鎮志》提及，「乾隆初年，泉州人林姓者移住溪南開闢。當時四周山地為『番人』盤踞，時常出擾」。《諸羅縣志》的〈雜記志〉裡記載：「擺接附近，內山野蕃所出沒。」其中的「番人」與「野蕃」，指的應該都是大豹人。
橫溪是昔日大豹社活動的北界。大豹社的生活空間雖然集中在大豹溪與五寮溪流域，然而獵場與種植地的區域卻廣達三峽的大埔、橫溪與新店的平廣坑。而橫溪可以說是大豹社的北限，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橫溪北岸的成福附近，有一個由一位婦女所主持的交易所，據稱大豹人相當敬重這位漢人婦女，並稱她的住處為ngasal yaya（媽媽的家）。因此，活動（或出草）的範圍很少越過成福以北的內坡山－媽祖山－長壽山稜線。
儘管處於交界帶，日殖初期橫溪一帶的大豹人與漢人之間的關係並不差，文獻記載：「又有小暗坑、九鬮等地庄民與大稻埕震和街陳有諒等四名商議，擬陳情標購山林，故與大豹社蕃人締結合約，以致該地方之民蕃關係稍趨」。也因此，當時插角大豹社的領袖瓦旦．燮促（Watan Syat）原本想要在橫溪大寮地一帶，在相當接近漢人生活圈的地點，設立第十四個部落，並開始種植經濟作物大菁，預計將獲取的費用，一部分用來支助在獅子頭山一帶游擊的漢人反抗軍，以鞏固雙方的攻守同盟關係。由於那一帶的山崙造型酷似豹子的尾巴，故當時新的聚落預計稱為Ngungu Kli（豹尾）。
在1904年的雞罩山（崙尾寮）推進隘勇線的規畫裡，日本計畫從大豹溪左岸的瓦厝埔平原出發，經由雞景山（今日的雞罩山）、崙尾寮，接到熊空山、竹坑山方面的隘勇線，從既有的三角湧隘勇線往南壓迫大豹群。由於這條隘勇線等於侵入了大豹群的Ngungu Kli新部落，因此，日本部隊從大寮地集結出發以後，便在崙尾寮一帶招致激烈的反擊，最後大豹群擊退了日本的侵略部隊，並俘虜了山砲一門。
事實上，早在同治九年（1870）的《淡水廳志》即已記載：橫坑一帶設有暗坑仔隘（隘丁十一名）、橫溪南北隘（隘丁五名）與三角湧十三天隘（隘丁十名）。1900年6到8月，北部泰雅族為了反抗日本的樟腦砍伐，四處襲擊隘寮。應接不暇的戰事，使得當時的第四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決定改採「封鎖」政策，嚴禁平地人與泰雅族交易食鹽與鐵器，並在山腰地帶派遣軍隊重點封鎖，增強既有的隘勇線。其中，特別編派了四十人駐紮於三角湧，負責十六寮經十三添到金面山一帶的隘勇線。從這時候開始，三角湧隘勇線登上了臺灣森林殖民史的舞台。
憂鬱的角板山
老一輩人說國民政府比日本人還殘忍。剛光復的時候，很多人想要回去大豹社，以前也都是祖先經營的嘛！但是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事件），泰雅族中比較聰明的、主張土地正義的都被抓走，現在都不敢主張了。像我的孩子都不曉得自己是從哪裡來的，（歷史的失傳）受到二二八的影響很大，怕被抓，後代都被列入黑名單。二二八到白色恐怖之後，只要有讀過書的就全部打壓，要不抓起來，這個陰影還有在，未來還是靠下一代了，我們這一代很少有意見了。
在霞雲里之外，角板山（payasan）是另一個大豹社後裔聚居的地方。他們有著另一段哀傷的故事，裡面不但埋藏著前人滅社的記憶，更有著白色恐怖所留下的刻痕。
2018年的某個寧靜晨曦，角板山的人們像以往一般默默地忙碌著，準備迎接一整天海量觀光客的到來。自從新的溪口吊橋「通橋」以後，這陣子的觀光客數量突然暴增。遊客可以從角板山直接跨過優美碧綠的石門水庫，通往對岸的下溪口部落。事實上，以前就有一條舊的吊橋聯絡兩岸。那時的舊橋也聯繫著下溪口台與角板山之間的大豹人。
那天，我們在角板山加油站旁邊的多蜜·堂嘎（林富美）家裡，架起三腳架，準備拍攝與採訪。yata多密是堂嘎·瓦旦的女兒，也就是日本所記載的大豹社領袖瓦旦·燮促的孫女。1923年，父親堂嘎帶領部分大豹社後裔離開原大豹社的故土，前往下溪口台開墾。今日的下溪口還遺留有一塊「溪口台開圳紀念碑」，同樣是由高本三郎所提款，然而這塊石碑，實質上紀念的卻是堂嘎．瓦旦帶領族人胼手胝足、開鑿水圳的過程。
溪口台的水圳於大正15年12月開工（1926），在奎輝溪的中游設立取水口。水圳幹線總長一里卅町卅間，支線五町八間。灌溉大豹社（下溪口）47戶，以及拉號社（上溪口）27戶之水田。整個開圳的過程相當艱辛，前後動員7600人次才完成開鑿。完工了以後，溪口台的「堂嘎·瓦旦」等同於部落文明的象徵。那天在角板山訪問女兒多蜜時，她以激動的口吻說著：「當時，爸爸帶領族人在下溪口台開水圳，在戮力合作之下，以當時的日本警察都不相信的時間蓋好。在父親的帶領下，那時候的部落（按：下溪口部落）非常整潔，生活秩序非常好，遵循不喝酒、不偷東西、不打老婆等三大紀律。部落的人都敬重他，記得有一次我跟父親一起下山，一位族人在遠遠的山路另一端出現，可是倏忽之間一個不留神，那位族人就不見了，很可能是懾於父親的威嚴而躲到一旁的草叢裡。但是，我爸爸小時候因為家貧，常常肚子餓到在地上打滾……」
談到父親兒時貧困的情景，多蜜不禁眼眶泛淚地說：「哎呀，說這個幹嘛！」言談中交錯著驕傲與不忍。經過多年的隘勇線戰爭之後，日方為了擔心大豹群重啟爐灶，特別將其遷往與大豹群曾經有過歷史衝突的金納基社（Kinajii）居住的下溪口台地，三面臨河，背靠敵意部落，運用「以蕃制蕃」以及地理上的孤絕，來防範大豹群。此外，日方還特別在部落上方設置了高壓電網，煞費苦心地慎防著大豹群後裔的反抗。堂嘎就是在這樣艱困的條件下，帶領族人在絕地一般的下溪口台自力更生。
這些往事，讓yata多蜜掩不住心中長期的壓抑，她為父親在日本殖民體制下，帶領族人奮發努力的事蹟，沒有得到歷史應有的認識而感到神傷。後來，她給我看一張照片，穿著傳統服飾的堂嘎·瓦旦與他的哥哥──穿著西裝皮鞋的樂信·瓦旦拍攝於角板山。兩位都是瓦旦·燮促的兒子。一位留在部落打拚，一位在總督府體制下學醫，兩位都為自己的族群奠定了不同程度的影響。那張照片可以說完整見證了當時的原住民邁向「現代化」的混合樣貌，也是大豹群後裔在隘勇線戰爭以後，面對文明衝擊的顯影。
＊作者為藝術創作、論述者。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兼任助理教授，其作品關注議題圍繞著歷史與諸眾、空間與生命政治。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拉流斗霸：尋找大豹社事件隘勇線與餘族》（遠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