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近代中國，在華外國勢力眾多，英、美、法、德、俄、日比比皆是。這些外國勢力固然各有盤算，但在介入中國政治之時，這些外國勢力的決策思維大同小異―一眾外力於全球擴張勢力之時，都需要思考如何在各地域妥善配置有限的資源。
各個西方外力同樣認為，對國家發展而言，歐洲局勢較亞洲發展重要， 故此即使這些外力在華擴張勢力，意欲介入中國本土政治，外力都會思考以最少資源得到最多在華利益之法。正因為一眾外力於國內乃至歐洲都不無各種政經包袱，在介入中國政治之時，外力著重的是制衡而非講求絕對控制。
外力制衡的對象有三：一，其他在華外力對手；二，可作本土政治盟友的中國地方力量；三，同樣可作本土政治盟友的中國中央政府。制衡的目的，是為控制介入中國政治所需的成本。對外力而言，要實現制衡目標，很重要的一步，是維護中國中央政府的權威，將之籠絡。
民族主義的三大迷思
這個策略的好處，是鞏固中國中央權威，有助防止任何一方在華外力獨大， 進而獨占中國利益。
可以說，要制衡在華外力對手，便先要鞏固中國中央政府權威。支援中國地方勢力的用意，是為制衡中國中央政府，使之願意配合外力，保障其在華利益。中國地方勢力之發展依賴外力支援，因此一旦外力發現地方勢力或會危及中央政府之地位，便會以中斷支援壓制地方勢力。
在此脈絡下，地方勢力以爭奪中央政府權力為目標，而非專注於各據一方，故此即使在20世紀初，於外力影響下，中國處於邦聯狀態，國家也未至於完全分裂。外力甚至會為中國中央政府提供各種支援，主動撤銷在華特權，容讓中國外交自主，方便自身以最少資源維持在華利益，這都為中國建立主權國家鋪路。
縱使日本為亞洲強權，其歐洲包袱顯然不及其他西方外力， 但日本作為後起強權，也不免受制於其他外力阻止任何一方獨占中國利益的意願，在頗長的一段時間內，日本也不能不以間接方法擴展其在華勢力。直到二戰後，於國共內戰，外力蘇聯在華北為中共提供土地與物資，為中共提供生存空間，是中共能夠建政的重要成因。
第二，為民族主義論述祛魅。民族主義理論往往傾向認為，主權國家之確立，是民族主義者成功動員，驅除外力的結果。換言之，外力與民族主義力量處於零和遊戲關係，但在現實世界中， 民族主義興起與建國之間的因果關係不盡如此。
《建國與國際政治》所研究的中、印、泰案例皆顯示，民族主義力量或則隨外力支援而生，繼而變得繁盛；或則被用以鞏固主權國家之構建。在印尼建國之前，外來統治者都需培植在地政治盟友，以維持其統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