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亂當中，陳光誠的弟媳婦從他妻子的手中接過孩子，朝寇延丁和梁曉燕跑來。在大人們此起彼伏的推搡和叫喊聲中，那個小小的嬰兒沒有哭，睜著亮亮的眼睛看著兩位素未謀面的阿姨。寇延丁低頭親吻孩子，看到那個泰山老母的護身符已經縫在了孩子的衣服上，她的眼淚一下子就湧了出來。
寇延丁和梁曉燕決定離開，在她們轉身一刻，陳光誠仍躺在地上，毆打還在繼續。兩人被驅趕著往村口走，看見迎面來了輛廂型車，裡面坐著四個女人。梁曉燕明白過來，因為她們是女人，男人們剛剛已經是客氣的，緊急調了女人來對付她們。兩人當作沒看見，繼續快步向外走，總算平安離開。
寇延丁和梁曉燕是那段時間唯一成功見到了陳光誠的聲援者。不久之後的二○○六年三月十一日，陳光誠從家中被臨沂警方帶走；三個月後，他的家人收到陳光誠的刑事拘留通知書；八月，陳光誠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三個月。
當時李英強在主辦校園雜誌《大風》，持續報導著臨沂和陳光誠事件的發展，寇延丁與梁曉燕探訪陳光誠的故事就登載在《大風》上。到二○一○年李英強和寇延丁偶然在北京的咖啡館第一次碰面，兩個人都感歎著：「久仰，久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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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環境的壓力增大，不同類型的NGO工作者之間原本密切交融的關係，也會悄然改變。
五一二汶川地震之後，寇延丁來到四川。她的機構剛剛成功註冊，從「手牽手」改叫山東「泰安愛藝文化發展中心」，她知道自己的團隊勢單力薄，只能做小而精的工作。寇延丁放棄了災情最嚴重的汶川和北川兩縣，它們離省會成都市較近，而且已經備受矚目，她選擇紮根四川最北部的貧困縣、第三重災區青川。
寇延丁第一步要做的是採集受傷孩子的資料。許多孩子們的家住在青川山區，偏遠又分散，她和團隊成員只能徒步進山探訪。運氣好的時候，一天能完成一個孩子的一次家訪，有的時候則需要兩天往返。青川多雨，路況又差，一年中能夠家訪的日子只有一半。她們對一個孩子至少需要做兩次家訪，平均投入四天。寇延丁團隊這樣陸續採集到超過四百個因震致殘的孩子的資料。
即使採集到資訊，要能留在青川開展工作一點都不容易。這裡位處三省交界，有十個少數民族混居，地方政府對NGO的「政治可靠性」充滿疑慮，攜過億救災資源的非官方基金會都被拒之門外。雪上加霜的是，寇延丁做的因震受傷孩子援助工作，涉及五一二地震中的頭號敏感問題――豆腐渣工程校舍倒塌。
地震發生時正是學校的上課時間，但這不足以解釋中小學生的嚴重死傷情況──在震中的汶川北川之外，有近七千所學校倒塌──許多家長在第一時間趕到學校，只看到校舍已成瓦礫，斷裂的牆體裡本該是鋼筋，他們看見的卻是四川盛產的竹子。家長們很難不想到是施工中的貪汙導致了校舍頃刻坍塌，哪怕晚幾分鐘，自己的孩子都有可能倖免於難。悲痛無處發洩的家長們，在廢墟般的城市裡遊行，抗議校舍的豆腐渣工程。現場員警卻放話說，法院不會受理他們的訴訟請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