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冬季，我有幸獲邀前往日本參加「亞洲東南亞研究研討會」（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Asia，簡稱SEASIA）這個為期兩天的大型會議。這次會議的主題演講，由後來獲頒唐獎殊榮的東南亞史巨擘王賡武教授擔綱，王教授的演講內容深入淺出、發人深省，正好與本書內容相關。
他從自身的經驗說起，提到在他人生成長的時期，「東南亞」一詞如何在二戰期間為盟軍所創，而在戰後，在冷戰即將發生的前夕，為各國所採納。環顧此一區域內的各個國家，王教授提到，最早具備獨立建國意識的，乃是在社會文化生活上，被包納於拉丁美洲之菲律賓，其時間點大約在1880年代。相對於菲律賓，緬甸則是到1897年，才成為英屬印度的一部分。是以，當菲律賓人開始其獨立思想的啟蒙時，緬甸人尚未遭受帝國主義的併吞。與「東南亞」其他國家一樣，菲律賓與緬甸二者之所以具備共同的命運，大體上乃是二戰後歐洲強權逐步結束在此區域的殖民統治，從而使全區域走上殖民地獨立道路的結果。可以說，今日所稱「東南亞」各國的集體經驗，正是在二戰中與二戰後，從抵抗、排除歐洲殖民者的歷史經驗裡建立起來的（其中僅有少數的國家，例如泰國並未遭受殖民）。
然而，作為在場聆聽演講的台灣人，面對這樣的共同經驗，毋寧有些說不出口的違和感。這是因為正如同緬甸，台灣在1895年後被割讓與日本，亦成為殖民地。但在二戰當中，台灣人非但沒有如同東南亞各地持續進行反殖民活動，某種程度而言，還成為了大日本帝國的幫凶，順從地協助皇軍統治東南亞。即使辯稱當時日本人倡議的「大東亞共榮圈」理念，亦主張將歐洲殖民勢力逐出亞洲，也只是讓戰後反省過去錯誤的日本人更加尷尬而已。更有甚者，至二戰之後，台灣並未與東南亞國家一同走上反殖民的道路，而是突如其來地迎接了一個新政權。原先作為被殖民者的台灣人，到了戰後，其實也沒有當家做主。二戰之前，台灣的居民與東南亞歐洲殖民地的華人，在法律上的地位頗為接近，都是某個帝國下的臣民（大英帝國、荷蘭王國、日本帝國等）。二戰之後，東南亞華人歷經了痛苦周折，最後認清現實，各自擇定了認同的歸屬。台灣人則在冷戰當中切斷了與外界的聯繫，延後處理族群認同、殖民遺緒等等問題，而這些歷史累積下來的陣痛，至今難解。
王賡武教授的演講還接續討論了「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成立後的發展，並認為此一發展大致標示了今日的「東南亞」，不再是個空泛的分類概念，而是具備實際利益結合的區域力量。這樣的巨變，僅在短短半個多世紀內發生，是否表示東南亞的人民已成功地達成獨立自主的目標，是個仍待討論的問題。從王教授的演講內容來看，在應付後殖民的震盪這點上面，落後的台灣人反而應該借鏡東南亞各國的經驗，無論台灣人最終是否意圖達成獨立自主。倘若台灣人既無法否定過去曾遭帝國主義殖民的歷史，也無法否定未來必須對追求自由的東南亞同伴們做出貢獻的話，與東南亞人民站在一起，亦是恰如其分的作法。對此，台灣人應對東南亞之歷史文化有最基礎的認識，本書即相當符合這樣的認知與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