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種極端氣候發生的越來越頻繁，造成的經濟衝擊與生命損失，也迫使大眾開始思考這些「不願面對的真相」。根據科學家運用氣候與經濟動態整合模型（DICE）分析的結果，因為人為活動導致二氧化碳濃度增加，全球平均氣溫上升已是無須爭辯的事實，而聯合國每年不厭其煩公布的報告也指出，氣候變遷造成的負面影響，涵蓋包含淡水資源，生態系統，食物供應，纖維與農林產品，海鹽系統，低窪地區，產業，居住安全，社會與人類健康(Nordhaus, 2014)。而這些，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傷害程度又更加嚴峻。
以印尼為例，2014年當選總統的左科威，就在執掌政權後，宣布斥資300多億美元，將首都從現在的雅加達，遷往2000公里外的婆羅洲東加里曼丹省(East Kalimantan)，原因除了雅加達人口已嚴重超出負載，更關鍵的原因是該城正以每年2公分的速度下沉。若加上海平面上升與極端氣候的連年衝擊，專家預估，到了2050年，雅加達會有三分之一處於常年洪患的狀態。
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說明全球暖化，或依據英國衛報2019年給的新名詞 - 全球加熱(global heating)，對我們生活造成的直接影響，與經濟蕭條，疫情肆虐，或暴力戰爭等量齊觀，勢必成為左右一整世代，或是連續好幾個世代的力量。全球暖化也是極為複雜的議題，需要納入各種領域的經驗與知識，例如大氣科學，生態環境學，人類學，工程學，經濟學，乃至政治學和國際關係等，我們需要的不只是更多的專家學者，政府與企業投入來搶救暖化，更重要的，是每一個人都能具有危機意識，並發揮「個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具體行動。
若從最簡單的概念來看，暖化很大程度源自二氧化碳濃度增加，而二氧化碳自18世紀以來暴增，不外乎來自人類大量燃燒石化燃料。解決暖化的第一步，也是科學家自1970年代就開始呼籲的做法：減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的濃度，聯合國也提出在本世紀末，要控制全球增溫在2度以內的目標。這相當困難，且成本也極高，但至少訂出了量化數字，讓各國可以協調一致的行動，來避免世界走向氣候危機的臨界點。
碳排造成的外部性代價相當高昂，而減碳或發展替代方案亦須付出額外的成本，這時候，就是市場機制可以發揮的地方。因為單靠道德勸說，絕對不足以撼動計有的商業行為(business-as-uaual)，只有加諸適當的經濟誘因與市場干預，例如，為每單位的碳排放「定價」，並允許其自由交易，或許，就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