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根據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將軍的觀察，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白崇禧、張發奎、劉文輝與盧漢等軍閥對蔣中正的向心力，早已隨著日本帝國這個外侮的消失而蕩然無存。少了民族主義的刺激，不要說這些與蔣中正貌合神離的軍閥了，就連絕大多數的國民政府官員都失去了抗戰時代自我犧牲的情懷，開始貪圖個人享受而日益腐化。
只有數量約1/3的黃埔系部隊，堅決擁護蔣中正的領導地位，並在接下來爆發的戡亂戰役中英勇投入對中共的圍剿。然而黃埔系部隊作為抗日戰爭期間日軍主要的進攻對象，在內戰爆發以前本來就經歷過大規模的損兵折將。然後在經歷四年的國共內戰之後，又僅有陸軍第52軍完整撤退到台灣，其餘黃埔系部隊不是遭到共軍殲滅就是重創。
所以追隨政府來台灣的200萬外省軍民，基本上是中央軍與地方軍都有，外加遭到中共清算鬥爭的地主鄉紳，甚至於抗戰期間效忠滿洲國或汪精衛政權的「通敵者」。把他們團結到一起的，並不是對蔣中正的忠誠，而是對中國共產黨赤色革命的恐懼。從這個角度切入，相信讀者們應該能很輕易的瞭解到1949年以前沒有所謂統一的「中華民國認同」存在。
要等到中共席捲大陸之後，這些過去與中央政府游離的軍閥、鄉紳還有「通敵者」們失去了原先的地盤和武裝之後，終於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向蔣中正這位最後代表中華民族的反共領袖低頭。反而要等到中華民國失去了大陸以後，以蔣中正為領導核心的「中華民國認同」才真正在台灣、澎湖、金門與馬祖等復興基地建立起來。
鞏固「中華民國認同」的客觀條件
要鞏固以蔣中正為領導核心的「中華民國」，最大的阻礙還不是被共產黨驅趕來台灣的200萬外省軍民，而是數量達600萬的台灣本省人。在經歷了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與50年代的白色恐怖之後，台灣人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態度同樣是既害怕又質疑。然而有幾個客觀條件，讓數量占壓倒性優勢的本省人無法挑戰中華民國對台灣的統治，甚至還必須要反過來支持國民黨政府。
首先是本省人缺乏足以抵抗中共犯台的武裝部隊，這意味著美國如果要避免台灣被共軍拿下，只有可能選擇與手中握有軍隊的外省人合作。考量到反對國民黨的台灣人當中，只有蔡孝乾與張志忠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有最基本的武裝力量，台灣的大家族們若想要避免自己的財產被充公，唯一的選擇就是依賴國軍保護。
儘管中華民國政府發起的「三七五減租」，已經讓不少的台灣地主們對國民黨抱怨連連，可是共產黨來到台灣的下場卻不是只有財產被充公，甚至連全家老小的性命都不保。所謂兩害相權去其輕，這些掌握台灣經濟資源的大地主們不難發現與國民黨合作才是保障他們利益的最佳手段。反對中共解放台灣，迅速成為國民黨統治集團與台灣本土精英的最大公約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