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隨其後到來的，便是「雨傘運動」，反對派透過佔領中環要求北京收回「8．31」政改框架，民主派最終在次年的立法會上，離奇否決了這一政改方案，成為中共建政以來，最高權力機關之決定被地方否決的首例。
香港回歸以來最接近雙普選目標的進程戛然而止。誰該為這一結果負責？在北京看來，香港的歷史轉折點無疑是反對派給耽誤了，反對派應該負最主要責任，中央政改五部曲這條路一直在，隨時可以重啟以繼續把路修完，關鍵在於香港怎麼選；而在反對派和不少港人看來，「8．31」政改框架所規範的雙普選，距離港人所希冀的「真普選」相去甚遠，不要也罷，方案被否決不僅無關乎誰負責任的問題，反倒是一場難得的勝利。
2016年5月19日，中共主管香港事務的最高級官員、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訪問香港。在第二天的晚宴前，張德江與部分立法會議員會面，進行閉門交流，其中包括當時的民主黨主席劉慧卿等4名泛民議員。這是香港九七回歸後中共最高層首次與泛民會面。會面後，劉慧卿談到，「很明顯，他（張德江）在聽。我們想看到會面之後會不會發生一些變化。」
變化的發生，人們在當下往往不會發現，某天才會突然明白。2017年，時值香港回歸20週年和新任特首就職，習近平訪問香港時的講話，今天回過頭來看，才會發現是一個關鍵點。習近平引用一句粵語俗語「蘇州過後無艇搭」勸告港人，機遇轉瞬即逝，要因時因勢而變，香港才能跟上國家發展的步伐，也才能繼續扮演中國走向世界的重要試驗場關鍵角色。
可以明顯發現，北京（包含習近平本人）確實曾經期望香港政府能引領香港，與北京達成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自治」。但是一方面香港政府並不熟悉中共的政治，另一方面香港社會對中國大陸的體制從來都抗拒，這種抗拒在過去十多年更擴大為「拒絕瞭解，全然牴觸」。
2019年那場曠日持久的反修例風波，最終徹底改變了北京對香港的態度，不信任的種子就此埋下，並隨著反修例風波的持續動盪生根發芽。在那之後的中共第十九屆四中全會，在涉港部分對於香港究竟該「堅持和鞏固什麼、完善和發展什麼」的頂層設計，駱惠寧、夏寶龍先後高配中聯辦、港澳辦形成的「夏駱新局」，中聯辦發言人制度的重啟，以及兩辦針對香港問題的積極發聲表態，都不難看出北京已經徹底轉變治港思路。
隨後到來的港版國安法和今次中國兩會上重點審議的香港選舉制度改革，已經全部由北京主導，港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甚微，香港除了一些意見領袖持續在西方媒體上表態之外，一片安靜。民間自嘲「死豬不怕開水燙」，而「最支持香港」的歐美還在疫情和疫苗戰中忙碌，除了美國有小部分動作之外，西方從未真正制裁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