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之間透過香港或其他第三地進行似有若無的接觸傳聞，在一九六六年中國大陸發生文化大革命之前，一直沒有中斷，蔣經國在日記裡多次提及曹聚仁來函，而陳誠、黃少谷等黨政要員也都收到來自對岸周恩來、張治中、傅作義等人的私函，內容涵蓋國共第三次合作、外島停戰、北京援台、雙方換俘以及台灣派團前往大陸交流等，其中較值一提的是，包括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曹聚仁代表北京向台北提議，以一九四九年被中共俘虜的前國民黨將領黃維、杜聿明與康澤等十人，交換遭蔣介石軟禁的張學良，以及中共以兩億美元購買在台故宮文物。
華府研判老蔣增加與對岸接觸，和陳誠權力競逐有關
一九六二年，當蔣介石積極反攻備戰的風波過去後，國、共雙方在香港與廣州兩地有不少「工作階層」的接觸，甚至傳出兩岸已達成初步協議，重點包括：在蔣介石有生之年雙方不再採取軍事行動；二十年後台灣將被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轄的一個「自由區」，仍由國民黨治理；金、馬外島成為兩岸的緩衝區、雙方定點通航等。華府情報單位無從知悉這些互動是否獲得台北與北京最高當局的授權，但研判若老蔣確實有意增加與對岸接觸的頻率，應該與當時兩蔣父子與陳誠之間的權力競逐有關，同時也在於抵銷華府與北京之間，因擴大華沙會談接觸的力道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中共方面的資料證實，一九六二年起台北曾透過各種名義派遣許多人前往大陸，有一次一口氣派了四個人，一位留在香港，三位輾轉來到北京，而毛澤東與周恩來也會見了其中一些人；儘管中共一時之間分不清這些所謂的國府「密使」究竟是真是假，及其所攜訊息是否準確，但北京願意「以假當真，假戲真做，最後弄假成真」。
陳誠日記也佐證，國府駐港人士確曾與一九四九年後留在大陸的前國民黨人士接觸，互相傳話，然而其中也不乏部分在港人士藉機牟取個人的政治利益，而冒充台北代表、偽造兩岸和談條件的荒唐現象。
在冷戰東、西方對峙之際，或許國府高層認定適當且技巧性地運用國、共接觸的傳聞，在當時華府圍堵共產黨的大戰略下，有助於台灣施展對美外交，而一旦國際環境發生結構性的轉變，兩蔣父子如欲再操作「兩岸（國共）關係」這張牌，不但將失去效果，甚至可能引火自焚。七○年代美國對華政策出現質變，尼克森訪中之後，推動美、中關係正常化已是華府既定方針，在此情況下華府甚至鼓勵兩岸直接對話，以解決雙方的歧見。一九七一年上半年，隨著聯合國席次保衛戰進入最後時刻，國府法理與權力正當性受到空前挑戰，已二十餘年未被公開提出來談論的「台灣地位未定論」，突然又成為熱門議題；四月二十八日上午，美國務院發言人布雷（Charles Bray）在記者會上公開宣稱，台、澎主權歸屬乃「尚未解決的問題，有待日後國際間議決」（an unsettled question subject to future international resolution），這番談話讓太平洋另一端的台北高層震驚不已；布雷的發言正值台北時間二十八日晚上，當時蔣經國正在主持一場晚宴，與會的美外交官發現宴客時小蔣五次失禮離席，接聽高層人士撥來的緊急電話，而當夜外長周書楷為了處理此事，而只睡了兩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