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之間透過香港或其他第三地進行似有若無的接觸傳聞，在一九六六年中國大陸發生文化大革命之前，一直沒有中斷，蔣經國在日記裡多次提及曹聚仁來函，而陳誠、黃少谷等黨政要員也都收到來自對岸周恩來、張治中、傅作義等人的私函，內容涵蓋國共第三次合作、外島停戰、北京援台、雙方換俘以及台灣派團前往大陸交流等，其中較值一提的是，包括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曹聚仁代表北京向台北提議，以一九四九年被中共俘虜的前國民黨將領黃維、杜聿明與康澤等十人，交換遭蔣介石軟禁的張學良，以及中共以兩億美元購買在台故宮文物。
華府研判老蔣增加與對岸接觸，和陳誠權力競逐有關
一九六二年，當蔣介石積極反攻備戰的風波過去後，國、共雙方在香港與廣州兩地有不少「工作階層」的接觸，甚至傳出兩岸已達成初步協議，重點包括：在蔣介石有生之年雙方不再採取軍事行動；二十年後台灣將被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轄的一個「自由區」，仍由國民黨治理；金、馬外島成為兩岸的緩衝區、雙方定點通航等。華府情報單位無從知悉這些互動是否獲得台北與北京最高當局的授權，但研判若老蔣確實有意增加與對岸接觸的頻率，應該與當時兩蔣父子與陳誠之間的權力競逐有關，同時也在於抵銷華府與北京之間，因擴大華沙會談接觸的力道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中共方面的資料證實，一九六二年起台北曾透過各種名義派遣許多人前往大陸，有一次一口氣派了四個人，一位留在香港，三位輾轉來到北京，而毛澤東與周恩來也會見了其中一些人；儘管中共一時之間分不清這些所謂的國府「密使」究竟是真是假，及其所攜訊息是否準確，但北京願意「以假當真，假戲真做，最後弄假成真」。
陳誠日記也佐證，國府駐港人士確曾與一九四九年後留在大陸的前國民黨人士接觸，互相傳話，然而其中也不乏部分在港人士藉機牟取個人的政治利益，而冒充台北代表、偽造兩岸和談條件的荒唐現象。
在冷戰東、西方對峙之際，或許國府高層認定適當且技巧性地運用國、共接觸的傳聞，在當時華府圍堵共產黨的大戰略下，有助於台灣施展對美外交，而一旦國際環境發生結構性的轉變，兩蔣父子如欲再操作「兩岸（國共）關係」這張牌，不但將失去效果，甚至可能引火自焚。七○年代美國對華政策出現質變，尼克森訪中之後，推動美、中關係正常化已是華府既定方針，在此情況下華府甚至鼓勵兩岸直接對話，以解決雙方的歧見。一九七一年上半年，隨著聯合國席次保衛戰進入最後時刻，國府法理與權力正當性受到空前挑戰，已二十餘年未被公開提出來談論的「台灣地位未定論」，突然又成為熱門議題；四月二十八日上午，美國務院發言人布雷（Charles Bray）在記者會上公開宣稱，台、澎主權歸屬乃「尚未解決的問題，有待日後國際間議決」（an unsettled question subject to future international resolution），這番談話讓太平洋另一端的台北高層震驚不已；布雷的發言正值台北時間二十八日晚上，當時蔣經國正在主持一場晚宴，與會的美外交官發現宴客時小蔣五次失禮離席，接聽高層人士撥來的緊急電話，而當夜外長周書楷為了處理此事，而只睡了兩小時。
七月初，國務院回覆總部位於巴黎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來函詢問台灣地位時，再次重申美政府對於「台灣法理地位尚未獲得解決」的立場始終未變，儘管美方認知海峽兩岸的國、共雙方皆反對此一論點。台北退出聯合國後，英國政府內部分析指出，全球主要已開發國家如美、法、加拿大、澳洲、日本、義大利等國，皆傾向台灣主權地位尚待國際最後確定，唐寧街十號的決策人士不禁好奇，實際統治台、澎、金、馬地區的國民黨政府，如今既已失去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未來又將何去何從？
在七○年代以前，國、共領導人互視對方為仇敵而欲殲滅之，但在海峽兩岸「同屬一中」的立場上，彼此並無懸念。然而，隨著國府的外交地位一落千丈，國民黨宣稱代表全中國的論述不再具有說服力，而本省人的民意歸向遂成為兩岸關係中一項重要因素。一九七二年夏天，年僅三十歲的台籍律師張政雄獲選美政府「領袖計畫」前往華府交流，這位在三十年後出任中華民國中央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的年輕律師，在國務院內的一席談話讓美方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認為台灣若要避免未來數年內遭對岸統一，唯一的出路是要讓所有民眾深信，島上刻在執政的這個政府具有充分的正當性，是真正屬於台灣人民所擁有的政府，欲達此目的，惟有讓本省人當家作主，才能不再受到外省集團的打壓與歧視。
「本省人意向」成為兩岸關係的重要因素
張政雄的看法足以代表台籍菁英的心聲，此時初掌國政的蔣經國不可能沒察覺到一股不可逆轉的政治海嘯已經到來，當他著手推動本土化工程之際，也開始默默形塑台灣「有別於中國大陸」的主體性，藉以尋求打破國際孤立，爭取更多民心的支持。一九七一年夏天，眼見美政府已著手改變對華政策，小蔣密派親信王昇，與中央情報局台北站長葛瑞康（Conrad LaGueux）會晤，除了要求華府應設法保住台北在聯合國的席位，以免中華民國一夕之間成了「非法」的存在，並希望美方堅守中共不以武力攻擊台、澎、金、馬的底線，美方立即注意到王昇的談話似在微妙傳遞蔣經國希望維持台海「現狀」的強烈意願，不再如過去一般堅持反攻大陸，或者強調「台北代表全中國」的立場。
此後數年，蔣經國即使未拋棄「漢賊不兩立」的原則，卻也逐漸以更務實的態度，推動與東歐共產集團在內無邦交國之間全方位的「實質」關係。美政府觀察到小蔣有意藉由彈性的作法，讓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維持著有別於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實體與認同，讓「中華民國」這塊招牌在逆境中能夠繼續生存下去。縱然小蔣不可能對「光復大陸」的基本國策做出根本性的改變，但在面對國際空間不斷遭受壓縮的不利態勢，他除了在法統上繼續堅持「一個中國」之外，也必須讓理論上涵蓋著廣袤三十五行省與西藏、外蒙古的「秋海棠」中華民國，與現實上僅統轄台、澎、金、馬的「海島」中華民國，兩者之間進行概念上的區隔，強調台灣自身與對岸在政治社會、經濟制度、核心價值與意識型態等各方面的差異。
縱觀整個七○年代美、中、台三方的互動，可知國府正在經歷著「正統」地位被移至「偏房」的過程，對小蔣而言，這無疑是一段痛苦的煎熬，他曾私下感慨：「美國政府的心目之中，早已沒有我們中華民國的存在，美國政府的要員，只怕接近我們而得罪共匪。」微妙的是，當北京在外交上有所斬獲之時，卻也是海峽兩岸的政治實體彼此的「異質性」被進一步突顯的時刻；一九七三年春天，美、中互設聯絡辦事處，彼此的關係邁進一大步，台北在發表嚴正抗議之餘，蔣經國特地召來美大使馬康衛談話，強調他絕不會與中共接觸，美方注意到小蔣極不尋常地花了許多精力向馬康衛解釋，從歷史經驗、傳統價值、意識型態與人權等各方面的差距來看，若此刻國、共之間進行談判，是不可想像之事，恐將引發台人強烈的反彈，破壞內部安定，蔣似乎在向華府強烈暗示，不要因美、中關係有所進展而逼迫台灣坐上與對岸統一的談判桌。蔣經國首次將台灣人的意志、態度與反應，作為思考兩岸關係中重要的一環，並透過官式接見的場合公開向美方提出。
在美、中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北京領導人不斷堅持「台灣問題」為內政問題，不欲外人插手，然而在華府與台北仍有正式邦交與協防條約的情況下，美方在兩岸議題上注定要繼續扮演關鍵的第三者角色。一九七四年秋天，國務卿季辛吉在北京訪問時向中方直言，如果彼此無法就台灣問題達成共識的話，美方將不惜以既定的步驟行事，推遲雙方建交的進程。此時中共正經歷著文革結束前最後一波權鬥高潮，政策上的反覆不定，也對台海情勢增添許多撲朔迷離；該年雙十節當天，在抗戰時期擔任國府駐美軍事代表團團長的商震，自日本前往北京與中共領導人晤面時，大談國、共合作與兩岸統一，令台北高層極為尷尬。翌年初，中共四屆二中全會與第四屆全國人大會議結束後，鄧小平復出並著手整頓內部極左浪潮，在政治向右轉的氛圍下，四月初北京宣布釋放十位遭俘虜的前國民黨將領，這批將官隨後被送往香港，等待台北允許讓他們入境，四月五日蔣介石去世後，中共又呼籲國府讓他們前往台北向老長官弔喪致意。蔣經國對於北京的統戰策略謹慎異常，堅拒兩岸之間發生任何形式的接觸，這批老將領不得其門而入，無奈之餘只好回到大陸，其中曾任甘肅河西警備司令的張鐵石，因過度失望而在香港自殺身亡，北京則痛批國民黨缺乏人道精神，台北在這波宣傳戰中受到重創。
五０年代「密使」，七０年代「釋俘」，北京統戰對蔣經國壓力不小
該年（一九七五）秋天中共又有大動作，一口氣釋放一百四十四名被捕入獄的原國府敵後人員，同意他們返台與家人團聚，由於這些俘虜過去皆效命於蔣經國所主持的國安情報部門，小蔣面臨來自內部極大壓力，要求接納這些舊同志，最後國府決定在金門設立「接待中心」接收被遣返者，並在一番篩選之後，允許其回到台灣本島。遲至一九七六年初，約有六十名前往金門報到，其中不乏直接從廈門搭船前往，也有三員獲邀出席福特總統訪問北京時的歡迎晚宴，中共又一次在統戰與宣傳工作中打了勝仗。
北京利用「釋俘」對台統戰，如同五○年代「密使」運作一般，對國府當局帶來沉重的壓力，部分友台美方人士開始鼓勵蔣經國應嘗試與北京接觸，以免美方輿論怪罪國府的態度過於執拗。正當小蔣感到力有未逮之際，中共內部的權力變化讓兩岸氣氛再度出現轉折；一九七六年春天，中共總理周恩來去世三個月後，北京天安門廣場上出現大規模以悼念為名的群眾運動，「四人幫」極左勢力藉機整肅批鬥鄧小平，並於四月七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撤銷其所有職務。在政治風向轉回極左激進路線後，北京對台政策也從前一年的和平基調轉為強硬的「武統」，七月初美國參議員史考特（Hugh Scott）訪問北京時，接見他的國務院副總理張春橋發表了美、中開啟關係正常化協商以來最強硬的談話，聲稱美方期盼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是不可能的，最可靠的辦法仍是透過武力解決，揚言美國如不設法早日解決此問題，那麼就讓「解放軍來代勞」，雙方晤談在激烈的爭辯下不歡而散。幾在同時，《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葛柏（Leslie Gelb）應中共駐美官員之邀參加一場晚宴，席間中方不斷提及台灣問題，強調非以武力無法解決，態度之嚴厲前所未見，當葛柏詢問對方何以至此，中方回答「向來如此」，當他進一步表示此種立場無益於美、中建交時，對方竟回答「這是你們美國人的事」。
中共在兩岸議題上的強硬發言，讓白宮國安團隊研判是左派人士為爭取軍方支持而故作姿態，未必影響美、中關係正常化的進程。然而一九七六年的夏天，台灣海峽確實不太平靜，汕頭與廈門之間的解放軍不尋常地動員，七月三日清晨福建共軍向金門外海一座無人島發射三十八枚砲彈，砲陣地有三十四門砲脫下砲管，進入備戰狀態，蔣經國自記這是「八二三炮戰」以來的第一次，研判中共可能藉由炮擊金門或者佔領東沙島來困惑美、蘇兩大強權，打擊台灣民心，同時轉移內部的注意力。儘管尋求連任的美國總統福特並不樂見中共的權力更迭影響了雙方建交的進程，然而即使是最熱中發展與北京關係的華府要員，都悲觀地認為北京似乎已失去耐心，不惜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就在眾人對前景感到黯淡之際，一九七六年十月初、距離毛澤東去世短短不到一個月時間，華國鋒、葉劍英與汪東興發動「懷仁堂政變」，逮捕「四人幫」，並宣布文化大革命結束了，政治風向再度出現大轉變。巧合的是，中共極左勢力被消滅後不久，又再次出現國、共雙方派人進行秘密談判的消息，並透過日本報刊在國際社會流傳。在此充分呈現了兩岸關係的詭譎多變。
＊作者為英國牛津大學東方學部博士，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美國舊金山大學環太平洋研究中心傑出訪問學者，2008年獲選為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院士。自2007年起獲聘為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2010年起出任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遠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