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政在根本上是種環形論點，將政治與經濟不公的狀態串聯在一起，並將兩者正當化。美德與力量彼此伴隨：因為神明厚愛統治者，統治者也相當富有；而統治者富有這件事，代表神明厚愛他們。海西奧德對此表達了一如往常的明確態度。「美德與名聲隨著財富而來……恥辱伴隨貧窮，而信心則與富裕同在。」在海西奧德死後一千多年的西元五世紀，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認為居住在現今突尼西亞的窮人不想廢除不公制度；他們只想要擠身富人之間。「當窮人看見」上流階級時，他說：「他們會咕噥、呻吟、誇讚、並羨慕；他們想與對方平起平坐，也對自己對此無能為力感到難過。」在讚美上流階級時，他們說：「這些是唯一重要的人；只有這些人知道該如何過生活。」
在克萊因耶格的年代中，許多人依然認為經濟不平等是天經地義的事。一七八九年，當法國農民將陳述自身委屈的陳情書（cahiers de doléance）寄給國王時，很少人抱怨財富不均的問題；當改革者踏入農村時，他們也沒聽到對方要求重新分配財產。反之，使他們訝異的是，他們發現大多農民覺得大眾得維持貧困生活，而少數人理應享有富裕生活。
蓋爾納認為，農業國「誇大而非降低階級間的不平等，與統治階級的分隔性。」農耕社會似乎經常執著於階級意義，將自己細分為不同的合法階級，並讓每個階級都得到專屬標章。「在貴族之中，紳士擁有家族徽章與頭盔，騎士則擁有馬刺與盔甲。」一名十七世紀的法國律師注意到這點，同時「平民、醫生、學師（licentiate）、和學士都擁有各自的地位。」儘管近代早期的法國可能是極端範例，但它並非獨一無二。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一位十九世紀的英國人曾在緬甸觀察到：「幾乎所有人使用的物品，包括飾品（特別是衣物上的裝飾），都指出了擁有者的階級。」
我們能夠輕易列舉出這類範例，而大多時候，人們口中的語言也強化了舊政。有錢有勢的人是貴族、公侯、與紳士；一貧如洗的弱者則是低下鄙俗的惡棍。在二十世紀，當人類學家能與農耕社會的成員交談時，他們經常發現，強烈尊敬權威（明白自身的地位），是使受訪人感到身為良好人民的關鍵。比方說，人類學家唐納德．布朗（Donald Brown）曾提過一九七○年代在汶萊（Brunei）的某天，他曾與一群年輕的馬來人一同坐在長椅上。他坐得很僵，想說坐在地上會比較舒服，但讓他訝異的是，他的同伴們立刻跳下長椅，這樣他們才不會坐得比備受尊敬的外國人高。布朗要求他們坐在長椅上：附近沒有人，他自己則是工業國（Industria）的居民，因此不在乎階級制度。不過，他們的回答毫不讓步：「他們說這樣觀感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