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讓我們對彼此產生好感的關係，不是那種會讓我們說「喔，我們很像」的關係，而是「喔，我們是同一國的」。舉例來說，就品味與偏好而言，我跟某個同事的共通點，可能比兄弟姊妹還多，但我只會把前者看成僅僅「像」我，後者才是跟我「同一國」。需要伸出援手的時候，我自然比較可能幫助後者。這種「共同體」的體驗並非簡單的相似之處（雖然相似之處也能透過好感原則發揮作用，但效果比較沒那麼大），而是關乎共同的身分，即個人界定自己所屬群體的分類，例如人種、族裔、國籍、家族，以及所屬政治和宗教群體。這些分類的重要特質是，歸屬於特定分類之下的成員們，會認為自己融入了其他成員；某個成員的行為會影響其他成員的自尊。簡而言之，所謂的「我們」，是一個共有的「自己」。
在以「我們」為基礎構成的群體中，自我與其他身分認同的交疊現象，已經有各式各樣值得矚目的證據。常人往往無法正確區隔自我和其他群體成員，例如會將自己的特質不恰當地投射到其他人身上，忘記自己之前評價過的性格特質哪些是在講所屬群體成員、哪些又是在說自己，以及要花上明顯較多時間辨別所屬群體成員的特質和自己之間的不同之處。這些都反映出自我與他人的混淆。神經科學家對於這種混淆現象提出了解釋：「自我」與「關係親近的他人」這兩個概念的心理表徵，在大腦內屬於同一個迴路，啟動其中之一會激發另一個概念的神經，進而造成兩種身分認同界線變得模糊。
在神經科學證據問世之前，社會科學家老早就開始衡量自我與他人重疊的感受，並且辨識出造成的原因為何。他們在研究過程中發現有兩類因素會導致這種「一體感」，包括了共處與共同行動的特定方式。
現在再讓我們提出一個類似的問題：基因上與我們毫無關連的溝通者，有辦法利用親屬關係的概念來贏得同意嗎？當我在金融公司座談會演說時， 偶爾會提出這個問題：「各位認為當今最成功的投資家是誰？」答案往往眾口一致：「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巴菲特自從1965年接管了以投資其他公司為主要業務的波克夏控股公司（Berkshire Hathaway），與合夥人查理．蒙格（Charlie Munger）聯手為股東創造出驚人的市場價值。
幾年前，我因為買入波克夏公司股票而得到一份大禮，這份禮物帶來的不只是金錢，還有其他收穫，讓我得以從有利位置觀察巴菲特與蒙格的投資策略操作方式（對此我所知甚少），以及策略性的溝通（對此我倒是略知一二）。針對我懂的這部分，我可以說，本人親眼所見的溝通技巧之高明，令人大感佩服。由於波克夏公司的財報表現得太好，反而出現了一個溝通上的問題：如何讓現行與未來的股東相信，這家公司將維持如此亮眼的成績？倘若在這方面沒信心，股東可能會賣掉手中持股，而潛在買方則可能轉而青睞其他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