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徐對和諧業佃關係的解釋及其對佃農艱難處境的描述，則和他以和諧業佃關係，回頭來解釋「佃農自動退耕」現象產生矛盾，意即：既然佃農仍處境艱難，並因轉業困難，為維繫基本生計，才必須和地主維持表面和諧關係，是因害怕地主撤佃起租，危害自身生計維持。那為何佃農反而會因和諧的業佃關係，自己主動自願將耕地返還給地主?
在此我必須提出追問的是，徐筆下處境艱難的佃農，在放棄承租耕地後，轉業困難，生活何以為繼?而大量佃農因「自願退耕」，無法維繫生計，造成的社會動盪狀況，對社會可能造成何種衝擊，政府應如何解決?徐顯然未曾思考與處理這兩個層次問題，而僅聚焦在他詮釋的「佃農自動退耕」現象，對地主權益的返還，及造成國府推動土改正當性減損效果的「重大發現」。
徐談及國府在1951年推動《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立法的動力時，曾指出因《台灣省私有耕地租用辦法》未規範租期，而使只訂3年租期的地主，在1951年因租約即將到期，許多地主希望解除租約，不惜透過訴訟途徑，和佃農對簿公堂，最後多能取回土地，而對佃農生計形成威脅、造成社會恐慌（徐世榮，2016：44-45）。徐並未對撤佃事件的因果多著墨，但這與他主張的和諧關係有直接衝突，若以撤佃事件重新檢視，徐未說明對地主而言，為何僅是因租約到期，地主此時就不顧租佃恩情及佃農生計，而急於透過訴訟解除租約取回耕地；同時這一波透過訴訟進行的「合法撤佃」，導致對佃農生計的威脅和恐慌，是否仍屬於徐宣稱的和諧關係。
假定從徐解釋「佃農自動退耕」觀點，來檢視佃農在「撤佃事件」的反應，在當時法令制度不完備的情況，這些因租約到期，而被地主要求返還耕地的佃農，為何未如徐想像的欣然接受撤佃（被動放棄租佃權），卻反而起身捍衛自己的租佃權和基本生計，被迫選擇和地主對簿公堂。這表示佃農最終在面臨撤佃，威脅自身生計時的選擇，與徐對「自動退耕」現象的解釋產生矛盾。
我認為湯惠蓀的看法較有洞見和解釋力（湯惠蓀，1948：3-4），湯認為地主和佃農在承平時期雖相安無事，逢年過節甚或禮尚往來，但不代表業佃關係融洽和諧，而是從屬關係的展現。一旦佃農生計受到威脅，業佃利害關係產生分歧時隨即爆發衝突，這個問題癥結在地主擁有所有權，而掌握撤佃或續租的生殺大權。而徐世榮顯然未認識到，地主掌握撤佃或續租的不對等權力，是維持表面和諧關係的基石，卻也是造成業佃糾紛和衝突白熱化的雙面刃，而這正是湯惠蓀等土改者主張耕者有其田政策的動力與正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