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國民黨一直教育我們，地主和佃農的關係很惡劣，兩者之間有非常多衝突，但如果業佃關係這麼惡劣，為何佃農B會這麼感念他們的頭家?如果業佃之間沒有衝突，那麼我們實施土地改革的正當性在哪裡?
－徐世榮，2016，36。
根據1948年的調查，佃農平均佃租約占收穫量之56.8％，台中地區因為土壤比較肥沃，根據日治時期的統計，佃租甚至高達70％。佃農與雇農在這種土地制度中掙扎生存，不僅是土地經濟的問題，更是社會政治的問題。
－徐世榮，2016，39。
（一）、對撤佃與佃農退耕問題的誤解
在徐世榮的土改論述裡，1951年發生的「佃農自動退耕」問題扮演關鍵角色。對徐而言，「自動退耕」證成他想要突顯當時農村社會堪稱「和諧」的業佃關係；如同引文提到，這也對「國民黨政府」當時刻意操作業佃關係惡化的議題，以改善農民生計為訴求，以此作為推動土改的正當性打折扣。如透過現象與數據證明，當時業佃關係和諧，且政府強力推動減租下，佃農尚不顧自身生計維持，仍有大量「自動退耕」現象產生，徐言下之意，即「國民黨政府」推動土改背後的正當性就不攻自破了（徐世榮、蕭新煌，2003：45-50；徐世榮，2010：50-54；徐世榮，2016：47-48、79-80）。本節將指出徐對「自動退耕」的掌握和詮釋，存在歷史背景、基本數據和邏輯論證的嚴重謬誤，他據此指稱農村業佃關係堪稱和諧的常識性結論，也應重新被問題化討論。
本節就佃農退耕現象，就徐提出的詮釋提出批評與質問，從邏輯推論和相關證據證明在1951年發生大量佃農退耕現象，應非出於佃農基於和諧業佃關係下的自願行為，而必須有其他適當的解釋。
徐主張戰後初期業佃關係堪稱和諧，源於下列因素：父權意識形態、數代業佃恩情、地主顧及佃農的生計倫理，而他認為最關鍵的因素，是基於地主擁有所有權，掌握撤佃或續租的不對等生殺大權（徐世榮、蕭新煌，2003：42-44；徐世榮，2010：50-54；徐世榮，2016：46-48、79-80）。徐論及地主照顧佃農生計倫理的說法，卻反而佐證他描繪「和諧業佃關係」下佃農仍處於勉強生存邊緣的艱苦處境，徐提到：「由此有一重大之發現，即雖然地主對佃農收取高額之地租，使得佃農家庭的生活困苦，但是（地主）卻仍然會重視佃農的生計倫理，使其能夠生活下去，不至於讓其餓死或進行佃農抗爭活動。（徐世榮、蕭新煌，2003：42-44）」
根據引文，或徐對佃農處境的描述，儘管地主對佃農生計有所顧及，不會讓佃農餓死或群起抗爭，但在「和諧業佃關係」下，佃農處境仍相當艱難。而維繫表面「和諧業佃關係」，關鍵在地主透過掌握所有權衍伸的撤佃或續租權力，就徐的角度來看，佃農在艱難處境下為勉強維持生計，並害怕地主撤佃或不續租，才形成這套由父權意識主宰的業佃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