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開始以博士生的身分研究貧窮之後，我發現大部分的文獻在描述貧窮，解釋不平等的時候，都把矛頭指向兩點。其一是我們看似無法控制的「結構性因素」：比方說種族歧視的「歷史共業」，或者是經濟上的轉型與變遷。第二點則強調「個人的不足」- 這包括文化上的習性，如未婚成家，或是「人力資本」的匱乏，比如教育程度偏低。自由派人士比較青睞第一種解釋，而保守派則鍾情第二種。對我來說，兩種解釋都沒有搔到癢處。我認為這兩種看法不論哪一方，都把低所得的家庭當成「檢疫中的動物」看待。在許多以單親媽媽、幫派成員、無家可歸者為題的著作裡頭，社會學者跟記者筆下的窮人都好像獨立於社會存在一樣。窮人被說成是「透明人」，或者會被歸為「另一個（平行）美國」的存在。貧民窟就像是「城中之城」。窮人被屏除在不平等的討論範圍之外，彷彿我們覺得富人跟中產階級的生計息息相關，而其他人包括窮人則可以忽略不計似的。那些隨便一個動作就能影響到低所得家庭跟窮困社區的富人，他們在哪兒？那些就是因為拿窮人開刀而致富的人，他們在哪兒？我納悶的是我們是不是光忙著記錄窮人如何打平收支，卻忘了問：他們的帳單金額為什麼如此之高？也忘了問他們的錢都流到哪裡去了？
我想要寫一本書談貧窮，但我不想把重點只集中在「窮人」跟「窮地」之上。我在想貧窮是一種關係，而這關係裡既有窮人，也有富人。對我來說想了解貧窮，就不能不了解這段關係。這樣的想法讓我出發，讓我踏上了探尋之旅。我開始思考有沒有一種過程將窮人跟富人綁在一起，有沒有一種過程裡可以觀察到窮人與富人的相互依賴與掙扎。驅離，就是這樣的一種過程。
二○○八年五月，我搬進了托賓的拖車公園，機緣是我在報紙上讀到了說裡頭的居民將面臨大規模的驅離。後來事情並沒有這樣發生（托賓最終將拖車公園出售，連尼跟辦公室蘇西則搬往別處）。雖然驅離沒有發生。但我還是在那兒待了下來，因為我發現那兒可以認識很多收到粉紅色（驅離）通知的朋友。還有就是住在那兒方便我追蹤托賓跟連尼的行動。
我的拖車在公園裡是公認的「高檔」貨。除了乾淨以外，我的這個「家」還有木作的外牆跟厚實的銹橘色地毯。問題是我在那兒住了四個月，大部分時間都沒有熱水。為此我反應過不止一次，但托賓跟連尼始終不當回事，我熱水器的煙囪就這樣一直沒人去修。我甚至挑明了我是個作家，然後他們跟拖車公園都是我書中的內容，但他們還是依然故我，無動於衷。要是我硬開熱水器，那一氧化碳就會直接灌進拖車裡。辦公室蘇西有試著修過一次。她拿了片木板往煙囪底下一卡，然後就叫我可以安心了，但其實熱水器跟煙囪之間還有兩英寸（約五公分）的空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