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3個視角（國家與社會關係、制度改革模式、產權社會分析），不僅是與《土地正義》對話，更是重新建構對當前空間議題的理解。透過權力機制（國家與社會關係）、倡議者介入（制度改革）以及社會運作（產權社會）的分析，讓我們知道為何成為今日之狀態、倡議者的詮釋和策略、以及未來須面對的問題。
另外，從公共議題進程而言，弱勢程度與道德高度是社會運動的核心。社會運動的目的，是透過社會對話，凝聚共識、推動公共政策的邁進，而非訴諸特定道德情感激化對立。所以，具前瞻視野的戰略，搭配精確務實的戰術以及有限力量下適時的戰鬥，才可能將公共議題導向推向更公平、永續的結果；反之，忽略實際經濟、社會脈絡和錯估情勢的道德訴求，可能將議題推入更打不開僵局。
如何解構國家與人民關係？從土地問題看當前國家與社會
若是談及戰後1950年代，黨國威權體制透過情報機關與軍事力量掌控社會或許較具統治力，即便土地政策展現出未必為強國家、弱社會之對立（廖彥豪，20131），但其他社會議題（例如新聞言論自由）中，威權國家所扮演的打壓角色較無爭議。然而，自1980年代末期，台灣快速解嚴，中央與地方政府落實直接民選，姑且不論民意代表之背景為何，原則上必定為民眾一票一票累積而來。換言之，無論如何謾罵民意代表，其皆有固定／特定的民意基礎。所以，《土地正義》之中提及國家暴力與特定政客之可惡固然2，但背後反應的，並不是單純的一群容易指認的壞人去除而快之，而是真實呈現當前台灣對於土地政策的主流民意以及認知3。儘管主流民意不代表價值的對錯，但現實的台灣政治生態中，主流民意才是背後引導政府走向的關鍵力量。也就是說，國家與人民的關係，就我來看，並非對立，而是一面清楚的鏡子，相互照應彼此，這不僅是真正的現實，更是艱難的困境4。
《土地正義》中提及國民黨長期透過土地政策與都市計畫分贓的模式，一方面綁架地方派系，一方面解決無能的地方財政（p160）。陳東升（1995）5於《金權城市》中探討此一模式，分析政府、民意代表與地方開發商之間的綿密互動，以及這些角色如何透過土地變更利益分贓、打造房地產地景與投機。毫無疑問地，這就是帶動台灣房地產投機與城鄉發展的模型。
然而，此模型在現實之中深入人心，造成價值觀（財產權與居住權）的混淆。長久以來，台灣的土地議題，透過長期的累積以及媒體報導的不斷複製，「房地產是經濟發展火車頭」、「房地產是投資理財的好標的」等論述不脛而走，被視為先天給定的論述。「住宅是基本人權」不過是同溫層裡的心戰喊話，以個人的經驗為例，面對一般民眾解釋我的工作之時，由於「非營利組織」此頭銜常常與新聞媒體報導的「負面、衝突、抗議」連結。有鑑於此，後來我轉換說法，將我的工作解釋為「研究都市問題」。然而，對方的反應通常是：「你知道哪裡會漲嗎？下次知道的話跟我講一下！拜託！所以哪裡會都更？」此類言語交換屢試不爽，反應的是土地投機的印象深入人心，如同天理的自然現象一般。「居住是基本人權」只是躺在教科書裡的普世價值，並非社會運轉的硬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