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徵收人民土地時，總是會以具有重大公共利益為理由，一旦人民不配合徵收，或嘗試與公權力抗爭，經常會被形容為沒有理性，甚至是阻撓社會進步的刁民。
然而，根據審計部的統計，各級政府歷年來已徵收取得的公共設施用地使用期限已屆滿，但卻未依核准興辦事業或徵收計畫使用者，截至民國100年度為止，已有331件，面積高達142萬餘平方公尺。之所以會發生上開情況，原因在於部分需地機關於申請徵收前未妥善規劃，並就徵收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切實評估，以致土地徵收作業流於輕率。此外，部分徵收案於土地取得後已超過3年，有的甚至已超過34年，需地機關仍未積極研擬因應方式，或依規定辦理撤銷或廢止徵收，亦未檢討其興辦事業計畫，而消極放任土地閒置荒廢。
除審計部外，監察院亦曾進行調查並指出，除上級事業主管機關未能確實列管督促所屬機關，積極依法檢討外，內政部亦未落實要求各需用土地人及其上級事業主管機關依法辦理，均已構成嚴重之行政怠惰，乃於民國102年對於內政部提出糾正案。
事實上，我國的土地徵收制度早於立憲之前即已存在，民國4年9月即有「土地收用法」，之後則是於民國19年制訂土地法，當時土地法中的「第五編」（第335條至387條），即設有如「徵收準備」、「徵收程序」、「補償地價」等與土地徵收有關的專章。
因為徵收土地對於人民權益影響至為重大，所以大法官曾於多號解釋中，一再要求及強調，政府必須充分落實保障人民權利的程序及措施。舉例而言，釋字409號解釋即曾特別指出：「徵收之各項要件及應踐行之程序，諸如：徵收之目的、具體明確之用途、衡量公益之標準及徵收急迫性因素等，法律均應予以明定，俾為行政機關處理時及嗣後司法機關審查之依據。」此外，徵收土地，不僅在形式上應有法律為依據，「規定徵收及其程序之法律」，亦必須符合必要性原則，並應於相當期間內給予合理之補償，且補償費之發給應儘速為之，否則將影響徵收處分的效力（即學說上所稱之「徵收與補償連結原則」或「唇齒條款」），此乃係因補償之發放與徵收土地之間，具有密不可分的一體性（釋字579號解釋謝在全前大法官協同意見書參照）。
此外，依土地法第219條第1項規定：「私有土地經徵收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一年之次日起五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聲請照徵收價額收回其土地︰一、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一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乃法律明文賦予人民對於被徵收土地的「收回權」（都市計畫法第83條第2項亦設有類似規定）。根據學者研究，除了我國以外，日本1951年的土地收用法第106條，亦設有類似規定；德國則自1874年的普魯士徵收法，即以所謂的「優先承購權」或是「買回權」，賦予人民取回被徵收土地的權利。由此可知，無論名稱用語為何，承認人民對於被徵收土地，在一定條件下可享有收回權，乃為各國土地徵收法制所肯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