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緊張的靜默中行駛了兩三個小時，擔心研究會無疾而終，擔心裝備的損失，擔心村民可能因為協助我們而遭到報復。
一到河邊，我們的心不由得一沉。沒有橋。在那當下，我們似乎得拋下一切，游泳過河，不過當地人把一塊平板放在大浮筒上搭起了臨時渡口，還有一套纜索，可以徒手把我們一個個拉到河的對岸。
如果今天是我的最後一天，我是否已做好準備？
接下來八個小時，我們繼續在草木叢生、蚊蟲猖獗、崎嶇不平的泥濘地上行進，好不容易才走到洛賈的天主教會。這是一棟用煤渣磚砌成的低矮建築，就像汽車旅館Motel 6一般平實無華，但在我們眼裡，它卻像巴黎的麗池飯店一樣。我們可以吃到熱呼呼的食物而不必擔心染上痢疾，還可以沖個熱水澡，沖出像混濁河水的一身汙泥。神父和教友都是好人，教我們想起自己為何想協助人類的初衷。
但我得先撥衛星電話給在金夏沙的聯繫人，他告訴我們有一隊法國攝影隊隔天會飛來拍攝紀錄片。
次日三十人座的雙螺旋槳飛機降落時，我們已準備停當，不幸的是，數十名驚恐的村民突然現身，為了逃離叛軍和國民兵，他們也想上飛機，造成瘋狂的混亂推擠，警衛不得不對空鳴槍，要大家後退。
幾分鐘後我們團隊的科學家、嚮導，和我們那位行事古怪的單身哺乳動物學者都繫緊了安全帶，準備起飛。可是才剛飛上天空，就碰上駭人的大雷雨，滂沱的雨勢和猛烈的亂流讓我們就像喜劇電影《空前絕後滿天飛》（Airplane！）的乘客那樣搖晃起伏。放在隨身行李裡的液態氮罐子鬆開，到處橫衝直撞。坐在我左方的那人在祈禱。我四下張望，看到身旁的法國醫生正在寫給家人的遺書，我忍不住想道，如果今天是我這輩子的最後一天，我是否已做好準備？
當初我上醫學院，從沒料到有朝一日會變成書呆版的印地安納．瓊斯。我習醫是受父親啟發，他原是農夫，只唸過小學。二次大戰爆發後，年方十四的他由喀什米爾一個偏僻的村落步行數週抵達孟買，謊報年齡為十九歲，上了一艘北歐貨輪，在輪機房當小工。
我童年時代讀到法國微生物學家巴斯德駁斥「自然發生」理論，啟發了我對科學──免疫學和傳染病的興趣。在我完成小兒科和內科住院醫師訓練後，獲得兩年的獎學金，到亞特蘭大CDC擔任疾病偵探，我總愛稱這個單位為「CSI：亞特蘭大」。最後我在那裡待了近二十五年，於二○一四年離開，轉任內布拉斯加大學醫學中心公衛學院院長。
我在CDC那些年的工作，讓我由叢林前哨，到只有騎馬才能抵達的智利村莊，到遭檢疫隔離的擁擠亞洲都市，也到環境教人不寒而慄，由外勞宰殺羊隻的波斯灣各大屠宰場。同僚和我努力阻止伊波拉病毒、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MERS（中東呼吸症候群），以及其他種種教人害怕的疾病。二○○一年華府遭生化武器恐怖攻擊時，我也直接參與，阻止炭疽病傳播，並且在卡崔娜颶風侵襲紐奧良之後，重建當地的公衛基礎建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