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新冠疫情惡化,確診和死亡人數呈現了倍數增加,許多民眾抱怨政府為扶持國內疫苗產業,刻意延遲進口先進國家已被國際認可的傑出疫苗,甚至阻撓宗教和企業進口疫苗捐贈政府的自救行為,甚至懷疑政府配合炒作疫苗公司股票。怨懟已造成社會分歧,讓原已分裂的社會更加對立,這是一個不太尊重科學知識、經常受意識形態左右、彼此缺法信任的台灣社會,當今真正的不幸。
依坊間各種資訊判斷,暫且不論「北京杯葛」因素是否真的存在,政府採購疫苗的時程至少晚了許多國家好幾個月,造成目前難有足夠疫苗施打的現象。這可能是去年上半國內疫情和緩,為協助國產疫苗發展,政府做出的高風險決策;但事後證實是笨拙的決策,不僅摧毀了防疫模範生美名,也付出了數百條人命的高昂代價。政府施政絕對出於善意,但通往地獄之路卻常始於奔往天堂的初衷。
長期以來,國內在產業發展政策上的失誤案例,絕對不止這個。而且,若部分國人愛國心或本土意識過於強烈、不願尊重科學和歷史知識,堅持不計成本、急切想讓本國產業超車發展,加上政府酬庸要職給非真正專業人才的話,那麼我必須說,這次「疫苗事件」極可能不是最後一個案例,幾百條人命也不會是最高的代價。
二次大戰以後,原來的亞非和拉美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反對殖民主義的幾位負責聯合國重要委員會的發展經濟學家,包括辛格(Hans Singer)、普瑞畢希(Raúl Prebisch)等人,在1950年代發展出一套「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認為先的進「核心」國家和後進的「邊陲」國家間、所形成的貿易和投資關係,基本上是一種核心對邊陲的帝國主義「剝削」,只有在降低或斷絕這種經濟關係、保護本國產業之後,才可能擺脫殖民帝國長期創造出來的「不公平貿易條件」所帶來的剝削,靠著自力發展來獲得成功。這種思想在戰後大行其道,特別符合百廢待興,亟欲發展工業的開發中國家需要。
然而,對幅員廣大、人口眾多、內需可期的拉美和南亞國家(巴西、阿根廷、印度、巴基斯坦等),這種阻絕外部先進經濟、藉貿易保護來創造市場的「內望導向」(inward-looking)發展策略,的確可讓看來不差的經濟表現維持一段時間,但之後就越來越糟,因為保護帶來怠惰和貪瀆、偏高的價格和低劣的品質,特別是政府大力發展的國有企業經常虧損巨大,必須不斷挹注寶貴的國家資源以維持其生存—南亞印度更以惡名昭彰的「印度成長率」(在1%~2%左右)聞名於世,和最貧窮落後的非洲不相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