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娃在世時，讀者因為她的生活方式而拒絕接受她的論點—他們說她愛過太多男人，說她愛錯了人，或以錯誤的方式愛人（當時大眾甚至還不知道她的同性戀情）。人們指責她付出太少、付出太多、太女性主義、不夠女性主義。波娃曾承認，自己對待他人的方式並非總是無可指摘。她的言行清楚顯示出，她很懊悔自己與沙特的關係曾令許多偶然的第三者（Les tiers）受苦。
波娃曾聲稱，她與沙特的關係是她人生中的一項成功。史瓦茲也就此事問過波娃，他們兩人是否也成功建立了一段平等的關係？波娃說，他們之間從沒有平不平等的問題，因為沙特身上「沒有任何壓迫者的影子」。有趣的是她在此也表示，如果她愛上的不是沙特，那麼她也不會讓自己受到壓迫。有些人認為波娃這句話是在說，她在職涯上的自主性讓她得以逃脫被宰治的命運。許多女性主義者都懷疑波娃落入了壞信念中，懷疑她是否把沙特「變成了連自身的批判目光都必須止步的聖域」。
如今我們已很清楚，波娃對沙特有諸多批判—但她批判的力道對許多人來說似乎不夠。
八○年代中期，有個美國哲學家跟研究波娃的學者瑪格麗特．西蒙斯說，她很不滿波娃在自傳裡老愛說我們、我們、我們。她為什麼不說她？「她彷彿整個人都消失了。」但她其實沒有消失，她一直都在發出自己的聲音，她用自己的聲音說出「我們」和「我」，因為她認為「就算身為女性主義者，還是可以與男人擁有親密關係」。事實上，人能與許多不同的男人與女人擁有親密關係。她認為，她的思想是她這個人最重要的部分，而沙特是她在思想上無人可比的親密摯友。許多來自外在面向的書評批判波娃只是沙特的影子、說她毫無想像力；連她的戀人都說她的書很無聊，或是跟哲學有關的內容太多。但在波娃這輩子的多數時間裡，沙特都是那個大力鼓勵著她的人，在這場舉世無雙的對話中持續與她的心智進行交流。
我們永遠無法得知波娃內在面向的完整全貌，經過重述的人生故事不等同於實際的人生經歷。但就外在面向而言，我們必須記得她奮力成為自己時所展現的能動性。在某些情況下，她也選擇寫出那個被忽略的「我」字。在《環境的力量》中，她說她早在認識沙特—這個後來會以《存在與虛無》一書聞名的哲學家—之前，就發展出了一套關於存在與虛無的哲學看法。「二十歲時，我在私人日記中初步探討了存在與虛無的問題—我所有的作品都叩問著這個問題卻從未得到解答。」她也在寫出《女賓》之後表示，事情已有所改變：「我一直都『有話要說』」。
波娃在《塵埃落定》（一九七二）裡明確表示，她喜歡與生命中的重要之人共享人生—這個人通常是沙特，有時則是西爾維。她直言，自己並未清楚區分「我」與「我們」，是因為「我人生中大部分的時間裡都擁有另一個人的陪伴」。晚年的她形容，孤獨是「死亡的形式之一」，而她自己則在「感受到人際來往的溫暖」時重獲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