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因演唱「中華民國頌」而轟動一時的王炳忠，在12月19日清晨遭到檢警持搜索票進入住宅搜索，並到調查局及地檢署複訊後請回。此一事件引起熱議，有人說是綠色恐怖再現，也有人主張這整件事凸顯出國安法與刑事訴訟法隱含的重大缺失。本文認為與其淪為泛政治化的叫罵，不如透過對相關法律的理解，才能對這次的紛擾有正確的認知。
國安法2-1條是否違反「明確性原則」
法律條文有其極限，法律的制定與執行也有所不同。在討論一個法律是否夠明確時，必須要思考的是，到底是「法律文字本身不明確」還是「法律執行上有困難」。在國安法2條之1中，清楚的指明受拘束的主體以及行為類型，其文字意含十分容易理解，也提供了行政機關在具體執行，或司法機關在審判時，可以作為判斷與適用的依據。因此，純就法條文字來看，並不會有文義曖昧不明的情況在。當然在個案調查上，往往因為這類犯罪行為的態樣甚為隱微，很難有效掌握或界定相關的事證，導致在具體執行上經常遇到難以認定的困境，但這終究是執行層面的問題，並不影響國安法條文本身的明確性。
搜索中辯護人在場權之重要性
當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身陷刑事案件時，為保護被告權益，當然可以對程序中的任何瑕疵提出質疑。也因為被告可能欠缺相關的法律專業知識，才更加強調律師參與程序的重要性。近年來我國法院在相關判決中明確指出被告或律師「在場權利」的意旨，也是希望以此證明法院是秉持著公正、純潔、慎重及尊重的態度在踐行訴訟程序，並提昇司法的公信力；也使被告及律師能在武器對等的情況下，盡早展開反證活動，透過法庭交鋒，有助於迅速發現真實。
辯護人在場權並非不可限制
在刑事訴訟程序的「偵查階段」，最典型的律師在場權無非是訊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刑訴245條第2項）、檢察官進行堪驗（第214條第2項）或訊問鑑定人（第206條之1第1項）等情形。但是律師在場權也不應無限上綱認為毫無節制的可能，例如第245條第2項但書就明定，如果有事實足認律師在場有妨害國家機密或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或妨害他人名譽之虞，或其行為不當足以影響偵查秩序者，得限制或禁止之。此外，第214條及第206-1條也規定：「如有必要，得通知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到場」，也就是說，對於律師能否到場陪同，檢察官是擁有裁量的空間。
至於本次事件中，最為關鍵的就是「偵查階段」的「搜索」時律師能否在場。事實上這個問題在依刑事訴訟法第150條第1項已有明確的答案，依該條規定，只有「審判階段」的搜索才受有律師在場權的保障，但是在「偵查階段」並沒有所謂的律師在場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