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板明夫的母親是中國人，在高中教書。哥哥出生以後，家裡的生活變得很拮据。為了糊口，父親只好每三個月去賣一次血。】
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我是田中角榮訪華後一周出生的，後來我聽家里人說，中國當時需要和日本建交，我父親的處境也有了很明顯的改善，一夜之間就從日本間諜變成外國友人了。他再次獲得攝影師的工作，還被選為了天津市政協委員。
雖然我們全家都用中國名字生活，講的也都是中國話，但還是不免被當成異類。中國基本上還是一個國安機構控制的社會，對於有外面背景的人還是要監視，要收集信息。在學校，同學們都知道我是日本人，學校的黨組織、老師也對我們比較特殊關照。雖然比文革那個時候要好得多了，但還是一個這種痕跡很明顯的時代。
小時候學校會組織我們去看遊街、槍斃人，參加公審大會。現在回想起來，按照民主國家的概念，中國是一個在各方面都有很多人權問題的國家，但在那時候，這是一個日常性的事情。
不過，基本上從我記事，上小學以後到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前那段時間，中國是充滿希望的一個國度。很多事情也在慢慢變好。大家從一個非常非常拘謹、嚴厲管控的國家慢慢在走向改革開放。當然跟西方國家，跟民主國家比起來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是那段時間應該是在中國歷史上近百年來最好的一段時期。
這時我們的生活已經相當穩定，也有了一定社會地位，但是我父親堅持要帶著全家回日本，一個是落葉歸根的感覺比較強烈，再有一點是，他覺得，在中國這樣一個非常不安定的國土裡邊，自己什麼也沒做就被打入十八層地獄，同樣什麼也沒做就受到禮遇，像坐雲霄飛車一樣的感覺。這種不安定的生活還是他不願意再經歷吧。那一代人也是為了小孩子，為了能讓我們這一代到日本能夠接受比較好的教育，參與比較公平的競爭。
【編註：1988年，八九學運爆發一年前，15歲的矢板明夫回到了日本。他在2020年出版的《曾經以為中國最幸福》一書中說，對於一直在中國生活的他而言，身處日本簡直就像置身天國一般。在中國時聽說日本是地獄，所以抱著」再糟也就是這樣了」的心態回來，但是踏上日本國土的那一刻，他的第一個念頭是：這是多麼好的國家啊！】
我覺得那時候的日本有點像烏托邦的感覺。大家都很友善，所有的政策都是替弱者著想。社會上不公平的現象非常少。弱者受到很好的照顧，就是一個非常非常理想的社會。但是即便是那樣，日本的媒體對日本的政治人物基本上也沒有什麼吹捧，幾乎天天在非常嚴厲地批評他們。不像中國，天天都說我們的領袖多麼偉大，多麼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