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前朝人員。其中還有相當一批像我父親這樣的「起義人員」。當年我父親他們隨軍「起義」，當時共產黨就向他們宣布了「既往不咎」的政策，還說「起義光榮」，給每個起義人員發了證書。那就寫得很清楚，「起義光榮，既往不咎」。在他成為解放軍的一員之後呢，我們家那個時候還被當成軍屬。院子門口還掛了個小木牌，寫著「光榮軍屬」。
1984年河南許昌人民法院跟我們家聯繫，宣布給我父親平反。許昌縣人民法院的刑事判決書上面就寫道：「按照黨的既往不咎政策，原判確屬錯誤。應予糾正；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第十四條之規定，研究決定撤銷我院原判決，為其回復名譽，仍以起義人員對待。 」
所以荒謬就荒謬在這個地方，你把人家給殺了，後來你覺得既往不咎，你給人家平反。你原來就說的是既往不咎嘛，你怎麼憑白無故地就把人給殺了呢？我母親每談到這一點，非常憤怒，永遠也忘不了。因為當她得知我父親遇害的消息的時候，那張起義光榮的證書還在我們家裡擱著呢。
當時我母親非常悲憤，痛不欲生。她已經做了安排，把我、我姐姐、我兩歲的妹妹分別送給三個親戚，然後就打算回到河南老家投井自殺。可是後來想來想去，這三個孩子已經沒有父親了，不能再沒有母親，所以堅持活下來，撫養我們成人。在我們整個童年，因為母親從來沒有給我們講這些事情，我們自己的感覺還是很幸福的，因為完全是無知嘛。母親把外面這些殘酷全部都遮住了。
50年代的時候，當局還不是那麼重視家庭出身。到60年代之後，才越來越重視所謂的家庭出身。其實最重要的原因很簡單：我們這一代和紅二代是同齡人，我們同時都面臨著要考大學，要升學，要就業等等。而他們紅二代的父輩就發現，他們的孩子在這方面的競爭中並沒有優勢，所以他們就特別強調家庭背景。這一條不但把我們」黑五類」打倒在地，也使中間成分的人，那些知識分子啊，把他們也打入二等人，從而給自己的孩子留下更好的機會。這是後來他們很多老幹部回憶錄中寫得清清楚楚的。
我感受到家庭背景的歧視，第一就是在申請加入共青團的時候，公認為我是表現最好的，可就因為家庭出身給我擱下來，要繼續考驗；然後就是考高中，我考試的成績在全市是名列前茅，可是成都市那幾個重點中學一個都不收我。那次就使我強烈地感到不公平。到了文革那就不用說了，就像那副對聯說的，「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我們學校也在紅衛兵主持之下，開了三天半的所謂階級路線辯論會，其中有三天就是在批判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