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彈鴉片—天安門大屠殺的生與死》終極版問世，這是2021年7月。100年前的7月，一幫匪徒成立了他們的黨，從此，人類的災難像雪球越滾越大，逐漸鋪天蓋地，看似不可收拾。終於，他們用烈性病毒挾持了全人類。
往事如雲湧上心頭。我想起2005年深秋，藝術家高氏兄弟向我引薦了第一個六四暴徒武文建，他的面部扭曲，憤怒、淚水和獰笑持續了幾個小時，他一口一個「你們他媽的」──「我們他媽的怎麽你了？」我反問──他答不上來。高氏兄弟代答：「他們他媽的憋壞了。」
眼睜睜盯著一個個無名的坦克人消逝
我想起2003年丁子霖委託我探望被刺刀捅死在街頭的吳國鋒的父母。臨近告別，割掉了一個腎的吳國鋒的爸爸說：「千萬不要把我們家的情況告訴丁老師！我們倒下沒關係，她不能倒下。她倒下就沒人知道我們了。」
我想起出獄十幾年，每晚長跑5公里，王怡追問為什麼，我答怕死。於是王怡寫了《廖亦武的肉體意義》。
我想起跟武文建在茫茫都市尋訪暴徒，一次次被拒絕，猶如在深海中摸魚，只能眼睜睜盯著一個個無名的坦克人消逝。我想起出逃那年專程去北京看武文建，他那麽窮困潦倒，卻突然間賣掉一幅畫，他居然要取一萬塊給我，嚇死我了。
我想起在西方一夜成名，在英語世界接連發表《吆屍人》《上帝是紅色的》和監獄自傳《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佳评如潮，如日中天──而《子彈鴉片》英文版卻歷經周折，2019年才艱難面世──雖然美國《國家評論》以〈你選擇鈔票，我選擇革命〉為題，2015年11月就全文發表了長達兩萬多字的《子彈鴉片》引言， 猛烈抨擊了全球資本和獨裁中國的可恥交媾及災難性後果。
我還想起自己對台灣讀者的偏見和傲慢，如何不重視母語版。想起2012年首次到台灣，廖志峰陪了我那麼多次，我還沒心沒肺地編排旅館門外有雞，床上有陰毛的「底層故事」打擊他的自尊心。
我想起最後這次，修訂了好幾年。余志堅客死於病重，劉曉波困死於謀殺，與我通信數年的蔣培坤突發心臟病，他和丁子霖曾寫下《送別兒子》，多年後，不得不由丁子霖寫下《送別丈夫》。
這是一場記憶戰爭
還有劉賢斌又出獄了，他那篇10前年的記錄《出獄100天》，恍若幾分鐘前寫的。
這是一場記憶戰爭，唯有在記憶戰爭中，我們的記憶才能與全世界的記憶交匯。唯有在記憶戰爭中，中國人、四川人、北京人、台灣人、猶太人、朝鮮人、新疆、西藏和香港人的記憶才能連接成一面阻擊政治謊言的哭墻，最後奪回我們自己的歷史和未來。
我相信他們完蛋之後，《子彈鴉片》將回到六四那夜反抗鎮壓的人們當中，它會像被猶太人傳遞的埃利威塞爾（Elie Wiesel）的《夜》（Night）一樣，成為見證天安門大屠殺的受害者必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