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大師余英時曾稱現代儒學有如「遊魂」，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陳祖為指出，余英時認為，現代儒家的價值必須要在人倫日常中實現，不能只是托之空言，需見之行事，現代的儒家應該要「日用常行」，要在生活上表現、實踐價值。
聯經出版舉辦「余英時紀念論壇」系列線上講座，4日下午以「究天人之際，此身所立的中國」為主題，邀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前所長陳方正、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特聘資深教授葛兆光、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陳祖為與談，並由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何曉清主持。
陳祖為表示，余英時的論點認為，中國文化的核心在於其價值系統，而這個系統基本是儒家的，雖然佛教和道教也影響了中國文化價值，但只有儒家的系統是全面影響中國各方面、各層次，傳統儒家的特色在於它全面安排人間的秩序，這個秩序在歷史上也透落建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過程落實。
陳祖為說，制度化的範圍包含朝廷禮儀典章、國家組織法律、社會禮俗、族規、家法及個人行為規範，但余英時不只一次指出，儒家的整體安排在現代社會已經崩潰了，變成了一種「遊魂」，因此他認為，有志為儒家「招魂」的人，不必要枉費心力去說要重新建立儒家作為一個建制化支配人生的理想，這應該要完全放棄。
陳祖為也提到，當然余英時並非要現在人完全放棄儒家，他說遊魂可以獨立存在，可以獨立於歷史空間，但儒家作為儒家，它的價值必須要在人倫日常中實現，不能只是托之空言，需見之行事，現代的儒家應該要「日用常行」，要在生活上表現、實踐價值。
陳祖為說，余英時認為如今的儒學不可能也不該再獨霸價值領域，因為現代社會已經多元化；要放棄內聖外王的理想，要承認公私分離卻又互相影響；要由個人修身開始，以身作則，以人格感召他人和其他領域，日用常行的儒學應該具有什麼樣的實際內涵，正是有志於重建現代儒學者必須深入研究的大課題。
陳祖為提到，余英時是一位歷史的學者，因此他在這方面並沒有過多論述，但他提出兩個方向，第一就是儒學在現代化過程怎樣和西方互相融合，才是關鍵所在，應該和西方的制度及價值調和；第二點，西方文化對中國和中華文化的挑戰，最重要的不是「形而上」的挑戰，而是「形而下」的自主實踐挑戰，要更重視儒學在社會、政治、經濟、倫理等各方面的發展。
陳祖為指出，余英時看待儒學在歷史中的變遷，在制度設計面，傳統儒學展現出一種富有靈活和彈性的態度，面對君主制提倡士人政治、宰相制、得君行道；面對君主高壓專制，則以民間教化、覺民行道；面對商業社會則有新四民說、儒商賈道；面對民主制度則選賢與能、講信修睦。
陳祖為說明，余英時從中國歷史寬闊的眼眶看待儒學的性質和發展，不會將儒學局限於宋明以後所強調的道統和正統，需要採取一種靈活和務實的態度，探索和重建現代儒學，這是一個形而下的任務，儒家哲學思想的發展和實踐，需要結合政治學、經濟學、商業研究、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才能有豐厚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