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余英時的去世，標示著中國以外「20世紀儒家思想運動」的終結。接他手掌旗的，將是一群馬克斯的追隨者，在未來數十年中繼續榨取儒家思想的剩餘價值（並且我們估計，會把船開往相反的方向）。試論之如下：
《方朝晖：儒学与民主关系再思考》（節錄）
我们认为，儒学与民主关系中的理解误区主要在于：忽视民主只是人类社会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政治制度安排，其在公民社会的合理性与君主制度在古代宗法制度下的合理性程度大致相当；从一种抽象人性论的角度来理解民主产生的原因，不自觉地预设了民主是普遍适用于人类一切时代的、最理想的政治制度，认为民主就是人民主权或人民当家作主，是最大限度地体现人的尊严的方式，并构造了民主/专制二元对立的人为神话。（方朝暉為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原作者希望摘文以簡體字呈現，茲從作者議）
孔子生活的時代，是「禮崩樂壞」的春秋時期。
他一生的理想，在恢復所謂三代聖王之治，也就是夏禹，商湯，周文王時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會──一個從天子，諸侯，戰士到庶民，大家各安其位的美好靜態宇宙。
他的思想，被後世朝代奉為封建統治的神聖基礎。
於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腦子裡，都被植入一個叫做「正統」的東西。
西方的政治傳統講「左右平衡」，東方政治講的是這個「正統」。
每個政權上台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就是搶奪洗腦權
每一個上台的政權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就是搶奪洗腦權，要設法把自己變成神聖法統的繼承人，成為人民心中神話般的「英明領袖」、「天命所在」和「大有為政府」。在1920年時，李大釗首次提出了變更史觀是現代史家責任的觀點。
到了1930年代，毛澤東在延安提出了用馬克思主義的5階段論重寫中國通史。1941年，《中國通史簡編》正式成為唯物史觀、人民史觀、英雄史觀等等史觀的濫觴。近年來，「史觀」這個詞也在台灣熱到發燙，成為絢爛奪目的彩色光譜──中國史觀、台灣史觀、漢人史觀、原民史觀、南島史觀、東亞史觀等等，紅藍黃綠，令人目不暇給。
從國民黨的「大中國」思想到民進黨的「台灣主體意識」，還有對岸從極端的無產階級革命轉變到鐵桿民族主義，都是同一個邏輯：把持了歷史解釋權，就可以創造出權力的正當性。有了正當性，就可以把對手打下地獄，讓掌權者可以長期吃香喝辣高枕無憂。
以中共來說，在1949取得政權之後，二十幾年下來，共產經濟實驗的悲慘結果嚴重地威脅到了它的正當性，所以它只好回頭擁抱民族主義（並巧妙地名之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宣稱只有共產黨才是「中華民族利益的捍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