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拜登自阿富汗撤軍的決定，事前得到民意高度支持，但由於媒體呈現出撤軍時的倉促失據，使得拜登及美國在國內外的聲望受挫。姑且不論拜登所做的是否是短多長空的決定，但拜登的執政能否幫助他個人及美國跳脫「川普陷阱」，則是各界關注的焦點。
「川普陷阱」的內政與外交意義
當前對於美國外交政策、尤其是美中關係的討論，常常充斥著各種名稱的「陷阱」：如描述崛起強權與既有強權難以避免衝突的「修昔底德陷阱」、擔憂強權承擔過多國際義務的「金德柏格陷阱」、提醒強權應避免過度擴張的「保羅甘迺迪陷阱」等。這些說法各有案例與歷史經驗的支持，也都曾面臨過於簡化事態的批評而遭反對。然而這些陷阱說的重點，主要還是提醒決策者在面臨重大決斷的時候，必須好好審時度勢。
「川普陷阱」（the Trump Trap）一詞最主要出現在2020年、尤其是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在川普總統下令以無人機擊殺伊朗革命衛隊指揮官後，當時歐洲媒體即以歐洲各國恐陷入在外交上難以明確表態的「川普陷阱」。該年5月疫情正熾期間，前總統歐巴馬在一場電話會議中，抨擊川普的執政是一場「絕對混亂的災難」；其後的一場畢業典禮演說中，歐巴馬未指名地稱自私與短視就是「事情現在如此糟糕的原因」。此舉當然引起川普的反擊，川普抨擊他的前任者無能，更說可能有一場堪稱「歐巴馬門」、打擊他的陰謀論正在醞釀；其結果即是川普的支持者更為凝聚。
簡言之，「川普陷阱」可以描述川普執政的結果，包括美國當時因應疫情失當、經濟問題難解等，但更重要的是過程，包括川普不斷尋求敵人、激化對立，透過政治對手對其進行批判與妖魔化，來達到鞏固與擴大自身基本盤的目的。「川普陷阱」最終的結果就是使得美國國內政治極化現象更趨嚴重，國際盟友也常因不是朋友，就是敵人的二分劃界而進退維谷。如川普執政後期對中國大陸的種種制裁與限制，加上選戰時的雙B訴求（Beijing + Biden），更使得拜登後續若要調整對中政策，必須付出更大的國內與國際的政治成本。
「後—後911時期」的美國外交政策
阿富汗撤軍的決定幫助美國終結長達20年的永遠的戰爭，亦有論者認為美國將進入「後—後911時期」（the post-post-9/11 era）。「後911時期」美國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就是反恐，也據此進行國內資源重新配置，包括政府組織的改造、緊急法律的授權，甚至民眾人身自由的妥協等。而在外交方面，地緣政治的部署凸顯中東地區的重要性，甚至因此強化與非民主國家的合作等。歐巴馬總統的文膽羅茲（Ben Rhodes）在最近一期的《外交事務》季刊即撰文表示，拜登將揭開「後—後911時期」的序幕，首要工作之一即是要重新審視美國的資源配置，包括應當強化基礎建設、妥善處理疫情與經濟等，在國際之間也應將重返亞洲並遏制俄羅斯作為重點。羅茲認為，其中大部分的想法都與歐巴馬執政的重點相同，但歐巴馬當時許多重大施政提案受到國會兩黨議員掣肘，主要原因即在於美國民眾的心理仍處於「後911時期」而強烈反恐。更重要的是，基於反恐而來的敵我分別，不僅使得當時美國民意低估中國崛起、歐巴馬無法實質推動重返亞洲政策，更造成當前美國內部習於二分法而使得各項政策辯論過於簡化、難以雕琢。
羅茲的文章基本認同中國大陸是美國的最大競爭者之說，但他強調因應中國崛起，最好的方法還是要團結美國內部、凝聚共識。證諸近期仍活躍於政治舞臺的川普對於拜登之嚴詞批評，看來拜登需要展現更多的領導能力才能跨越「川普陷阱」。
＊作者為政治大學外交系教授，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