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女孩想知道，一個男人未經同意強摸了她的胸和腿，在法律上到底應該承擔什麼後果。這個女孩隱忍了四年、又挺身奮戰三年，她得到的是一份敗訴判決、網路上的禁言，還有生活世界裡鋪天蓋地而來的惡意—他們說她「與境外勢力勾結」，是個給人潑髒水的「女拳分子」。
這個女孩是央視實習生（2014年時的大三學生）周曉璇，那個男人則是央視老牌主持人朱軍。
朱軍這個名字對一般台灣人來說顯得陌生，不過從他連續21年主持央視春晚的紀錄（從1997到2017年）來看，不難想見朱軍在央視的地位。2018年恰好是朱軍退出春晚主持的頭一年，當年的7月26日，網名「弦子」的周曉璇受到MeToo浪潮與林奕含（小說《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作者）自殺新聞的影響，選擇在微信的朋友圈以長文指控朱軍4年前對她的猥褻舉動：隔著連衣裙強行上下其手。
網友「麥燒同學」在朋友圈看到這篇文章後，決定轉回自己的微博將其公諸於世。於是周曉璇的際遇在網路上迅速發酵，相關話題很快衝上微博熱搜榜。雖然微博開始大量刪帖，但連《環球時報》這樣的媒體都跟進報導了「全國知名的央視主持猥褻實習女大生」的消息。除了《財訊》派出記者專訪，周曉璇也在網路發佈了13分鐘長的指控影片。不過相關資訊與報導，也很快就全被撤下。
周曉璇指出，她當年其實立刻就報警了，警方也對她進行「一整晚的筆錄與取證」，包括提走了央視走廊的監視器畫面，也在衣服與脖子等處提取了指紋跟DNA。不過當周曉璇再次來到派出所，處理這個案子的人卻不再是一開始和善盡責的年輕警察，而是轉由兩位中年警察對她進行「規勸」。
這兩名中年警察要她考慮朱軍是央視春晚主持人，對社會有巨大的「正面影響力」，不該破壞朱軍與央視的正面形象；兩人也說「已向妳住在武漢的父母通知此事」，並說「為了他們考慮，妳也不應該將此事曝光發酵」。
無論是朱軍的猥褻舉動、或者是公權力的包庇或吃案行徑，光靠微博刪帖顯然已經掩蓋不了周曉璇的指控。2018年8月15日，朱軍委託律師事務所發表聲明，表示「朱軍性騷擾實習生」的說法均為謠言，並向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起訴，追責散佈謠言的網路用戶與媒體。朱軍除了透過訴訟要求微博用戶「麥燒同學」與「弦子與她的朋友們」公開道歉，還要賠償65.5萬元人民幣。不過堅稱「沒有觸碰過這位女士一分一毫」、反對「毫無證據就對人處以私刑」的朱軍，也從此遭到央視冷凍，等同退出了螢光幕。
2018年10月25日，弦子正式對朱軍性騷擾案提告，同樣由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受理。
周曉璇可說是中國#米兔（MeToo）浪潮的代表性人物，除了她所指控的對象是知名人物，一開始並沒有實名舉報的周曉璇，很快就決定走向司法途徑。按照她的說法，「希望（透過）公開審理.......我相信我的經歷、我的誠實，可以得到公正的對待」。雖然案情的嚴重程度不同，周曉璇的際遇也讓人聯想到伊藤詩織，日本第一位公開長相與真名，挺身指控性侵惡行的女性。
伊藤詩織所指控的男性，是TBS的華盛頓分社社長山口敬之。對方在2015年4月，以「可以提供工作機會」為由，邀約伊藤詩織到東京的居酒屋一敘，然後就是昏迷、性侵與對方「性侵是什麼意思，想告就去告，你不可能贏」的羞辱與威脅。當伊藤決定報警，警方的回應竟是「這種事太常見，要查很難」，甚至「好意」提醒「妳要告的是知名電視台的人喔，妳確定要告嗎？一旦告下去，就不能在日本當記者了喔」。
當伊藤堅持要告，在警局等待她的，卻是三名拿著人偶、要求她說明如何遭到性侵的男性警官。警方無視她「派女警協助調查」的要求，由男警拿著真人大小的人偶在她身上擺弄。在長達兩個月的調查時間裡，調查員一再換人（但全是男性），而且一再問她「到底是不是處女」，伊藤後來也對訪問她的BBC說：「到底為什麼要問那麼多次？」2017年5月，東京地檢署以「準強姦罪」的證據不充分為由，決定不予起訴。伊藤則在當年的5月底與10月份兩度召開記者會（一場日語、一場英語），勇敢公開自己的長相和姓名，並且對社會大眾訴說自己的所有遭遇。
如同周曉璇被視為中國#米兔的著名人物，伊藤詩織也被認為是日本#MeToo浪潮的代表。在女權受到極度壓抑的日本，勇敢面對傷痛的伊藤雖然獲得不少聲援，社會上竟然出現種種批評聲浪，有人認為她只是想「出名獲利」，保守派的談話節目奚落她「陪睡求職不成」才會胡亂指控。因為在記者會上沒有把襯衫的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顆，網友就用「蕩婦」侮辱她，伊藤也收到了大量的恐嚇與謾罵。
在《日本之恥》（Japan's Secret Shame）這支講述伊藤詩織遭遇的BBC紀錄片中，自民黨的女性眾議員杉田水脈甚至在受訪時指出，伊藤詩織在男性面前喝了那麼多酒，錯誤的指控更讓山口及其家人不勝其擾。杉田水脈的評語，清楚展現了日本保守勢力對於性侵受害者的態度：「在這起事件中，我認為男性這一方才是真正受到傷害的人。」
周曉璇當然不是伊藤詩織，她更沒有遭到疑似下藥與性侵。根據周曉璇的指控，朱軍是在化妝間對只是節目實習生的她主動示好，然後拉著她的手看手相，然後突然開始摸她：
「當朱軍開始對我有進一步舉動，開始將手放在我的身體上，並隔著衣服猥褻我時，我則完全整個人都被震驚、恐懼緊緊攥住，陷入了應激狀態，完全不知道怎麼反應。在朱軍一開始讓我把門關上的時候，我還下意識留了縫隙，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他會在化妝室、會在我們第一次談話時直接碰我的身體。
當時只有二十一歲的我，還沒有展開過一段正式的戀愛，更何況是被一個年紀和我父親一樣的男性強迫觸摸身體，甚至在此之前，我所知道的性侵就是被陌生歹徒強暴、在公交地鐵被鹹豬手，我根本不知道女性可能被一個德高望重的名人、在工作的場合被觸碰身體。
在那樣的時刻，我的大腦完全是一片空白的，能夠想到的是我要讓他停止，然而我能做的只是緊緊縮在椅子上，當他的手在我身上觸摸時，我用胳膊擋開他的手、當他想要把我從椅子上拽向他時，緊緊的拉住我的椅子，不讓我的身體離開椅子，因為那樣我就會有更多的身體部位可能被他觸摸。
我從未想過會幾乎陌生的男性觸摸胸部、大腿，巨大的恥感在那時候籠罩著我，我害怕、想哭，但在那個瞬間的我，沒辦法想出任何對策。為什麼不對抗?可我不敢大聲斥責他，因為我害怕被人聽見、我也不敢反手去打他，因為我害怕他會對我使用暴力，我從沒有和別人打過架，更何況一個比我年長、高大那麼多的男性?」
周曉璇的指控當然需要證據做為支撐，透過司法途徑調查與審判，是最理想的釐清方式之一，這也是周曉璇所選擇的一條路。不過如同伊藤詩織飽受各種質疑與攻擊，周曉璇在訴訟過程中，也同樣被質疑「與境外勢力掛勾」、「只要夠不要臉，『女拳』（中國對「女權」的貶低與諷刺語）就能肆意害人」、「就妳那長相誰要騷擾妳」。2020年12月出現在微博的長文〈推開K127那扇門—朱軍「性騷擾」案真相調查〉（以下稱「K127文」），則被認為是不利周曉璇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或者說、「報導」。
「K127文」將「麥燒」稱為「時為某發達國家環保NGO組織工作人員」，稱周曉璇「兩年多來接受過多家國內外媒體專訪，在各類女權事件中積極發聲，聲譽日隆」，暗指本案受到境外勢力影響，周曉璇則享盡名人紅利。「K127文」透過現場還原與相關人士採訪，斷言朱軍根本沒有可能在周曉璇所講述的情況下對其進行猥褻。「麥燒同學」最初轉貼的微博早已被刪，這篇〈推開K127那扇門〉卻至今仍被保留在微博上，並且締造了5636萬的閱讀數。
當然，也有不少人支持網名「弦子」的周曉璇。2020年12月2日，是「周曉璇訴朱軍案」首次開庭的日子。儘管庭審並不對外公開，仍有數百人在法院外高舉標語力挺，更有數以萬計的網民關注分享現場狀況。今年5月21日原本要進行第二次庭審，但臨時延期到9月14日，這天也成了本案的宣判日。除了周曉璇的支持者與大批維持秩序的員警到場之外，還多了幾位「大爺大媽」，一會兒扯掉支持者手中的標語，一會兒又去拉扯周曉璇要她「別擋道」。
在第一次開庭後，周曉璇曾指出審理程序的八個疑點與困難：
一、我們在2019年1月就依法申請更改案由為「性騷擾損害責任糾紛」，卻直到2020年12月開庭當日才得知合議庭決定不予更改，而且給出的理由非常荒誕。
二、我們在2019年1月庭前會議後，就要求對我在事發當天所穿連衣裙進行重新DNA鑑定，直到2020年12月2日，被法院被當庭拒絕。
三、我們在2019年1月庭前會議後，就要求當庭播放2014年6月9日，央視走廊的監控錄像視頻，然而就在卷宗中存在多張監控錄像截圖的情況下，海淀公安的回應卻是「從未調取過監控錄像」。我們要求法院繼續向公安調取，被當庭拒絕。
四、我的父母雙方都出席作證，說出他們在2016年6月13日，於武漢被海淀公安刑警要求做筆錄並承諾不再追究的事實。我們當庭要求向公安調取我父母的筆錄，被當庭拒絕。
五、帶我進入化妝室、並成為朱軍方證人的商同學，在對方作為證據提交的律師筆錄中明確表示：他2014年6月在外地上學，沒參加節目錄製，和我不熟，基本沒什麼交流，也不曾帶我進入化妝室。在這份證詞被卷宗的走廊監控截圖（按：據周曉璇說法，走廊監控確實拍到商同學與她進入化妝室）與我方提交的公證材料否定真實性後，我們要求通知商同學到庭，查清他作偽證的原因，查清案發事實，被合議庭當庭拒絕。
六、兩年來，我們反覆要求法院通知朱軍本人到庭，合議庭回答「沒有必要」，卻完全不解釋理由，也不給出法律依據。
七、依據《人民陪審員法》第十五條和十六條，我們要求人民陪審員參加，要求七人合議庭。
八、我要求公開審理，始終不得，只能任由對方潑髒水。
北京市海淀區法院9月14日晚間終於給出判決—周曉璇敗訴，因為「證據不足以證明朱某對其進行性騷擾的主張」。法院宣判後，周曉璇在法院外宣稱法官未能詳盡審理所有證據、也沒有給她詳述指控的機會。不過周曉璇當眾表示「會繼續上訴」，現場的支持者則要她加油。
周曉璇也在網路上發表長文，再度指控法院不願調查走廊監控錄像、公安對其父母在2014年所做筆錄、不允許原告申請的專家證人出庭、案發時所穿連衣裙在警方保管下遺失、沒有最後陳述環節。周曉璇寫道：「失敗並不可恥，很榮幸在這三年和大家站在一起感受，不管是走到第二次開庭還是走到敗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是非常艱苦和光榮的路程」、「非常感謝大家，一定會上訴的。」
如果在微博搜尋「弦子」與「朱軍」，大多貼文與留言幾乎都是在辱罵周曉璇、認為朱軍無辜，沒有人針對周曉璇提出的疑點進行討論—法院所稱的「證據不足」，似乎已被網民認定周曉璇「誣告」的充分理據。沒人關心性騷擾的舉證難題、為何當年即便立刻報警也會發生證物遺失或者筆錄不需呈堂等狀況。更沒人去問當年警察為何要把案子「搓掉」，其間是否有貪腐或枉法等弊端。
這也很好地體現了#咪兔在中國的現況—整個社會更加敵視性騷擾案件的指控者，在嫌疑人與受害者之間，輿論似乎更加同情「可能被污衊的嫌疑人」，而非挺身對抗加害者的指控者。當然，既然是打官司，一切恐怕還是要回到證據與法律，但觀諸網路輿情，似乎沒有多少人在意周曉璇提出的質疑有沒有道理，在中國網路控管的環境下，對周曉璇不利的言論似乎也更容易得到傳播與發酵。
日本的伊藤詩織雖在2017年未能告成刑事，但她對山口敬之的民事訴訟卻在同年獲得勝訴。山口敬之雖然宣稱「根本是她自己喝醉的」、「害我還要照顧她、帶她回我工作下榻的飯店休息」、「酒醒了她還在房間跪著跟我道歉」、「總不能把酒醉的女人放在車站」、「一切都是伊藤自願的」，但東京地方裁判所判決山口敬之必須賠償原告330萬日幣，因為裁判長鈴木昭洋認定，從雙方提出的證據看來，伊藤詩織確實是「在違反其性行爲意思的情況下，與山口敬之發生性關係」。
至於剛剛輸掉一審的周曉璇，前頭還有第二審的程序等著她。面對始終不願出庭的朱軍、充滿惡意嘲諷的大環境，「弦子」除了還是得面對敗訴的可能性，朱軍對她提告的65.5萬人民幣的精神賠償，則是另一個更為實際的、將被這起官司的勝負所牽動的「懲罰」。
一個想知道「一個男人未經同意強摸了她的胸和腿，在法律上到底應該承擔什麼後果」的女孩，還在等待法律給她一個公允的答案。並不是「朱軍敗訴」就一定公允，「周曉璇敗訴」就一定不公允，但本案的司法程序與認事用法的審判品質，似乎並非輿論關心的焦點（即便想要關心，司法體系作為政治制度的一環，其實在中國往往也「不容關心」）—更多人對於「女拳分子碰壁」、「境外勢力吃鱉」顯然更為興奮。在這種異樣的時代氛圍下，背負著眾人惡意仍堅持前行的周曉璇，也只能在習近平「全面依法治國」的理想裡，繼續等待果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