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另一方面，大屠殺造成大量男性身亡或入獄，「使得許多重要工作不得不由女性接手。」
由於受害規模過於龐大，倖存下來的盧安達婦女需要投身工作、又無法回到過去的社會歸屬，在這種情況下，她們開始因為集體的戰爭記憶而彼此照顧、團結療傷，形成新的身份認同，並以此取代她們失去的傳統社會身份。
這樣一群戰爭倖存的婦女，遭傳統社會文化加害，卻又不得不扛起社群與國家重建的重責大任，這一切都將盧安達的女性主義推向新一波高峰。在經歷過大屠殺的盧安達，無論是政府或民間多年來皆大力推動性別平等。
在政治參與上，女性開始獲提拔擔任高階職位，如部會首長、大法官、國會議員等，政策與立法亦逐步融入性別分析架構；在民間，婦女團體領導社會重建，填補後屠殺初期的社會真空，協助照顧受害者的基本需求並重新建構社會支持網絡。
政府與民間的共同努力，使盧安達在1999年通過繼承法（Inheritance Law）修正，賦予女性財產繼承權。此外，過去盧安達女性被禁止簽訂合同、尋找支薪工作，也不能在未獲丈夫或父親同意下開戶與單獨登記財產，都在這次修法中獲得保障。修正案通過不只是對倖存婦女的補償、使其在法律保障下能爭取更好的生活，更是認同了女性於盧安達社會重建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2003年，盧安達於大屠殺後第一次舉行大選，下議院80席次有39位女性，接近過半的比例使盧安達在性別平等相關評比的表現，一舉超越世上多數國家。在最近一次大選，下議院女議員比例更達到61.3%，80席次中有49位女性。
然而在耀眼的女性參政數字下，性別平等對居住在偏遠地區、教育程度較低、更為弱勢的婦女而言仍然是天方夜譚，政策與立法的改善仍難以惠及這些婦女。對於因大屠殺傷害而團結的女性來說，過去的夢魘仍時不時會上門；面對因強暴而產下的子女時，也往往帶著複雜的情感，有些母親能全心全意愛這樣的孩子，有些則在看著孩子時感受到痛苦多於喜悅，因孩子的存在觸動母親遭強暴的記憶、也總讓人想起他們的殺人犯生父。
即使仍未能完全擺脫過去的傷痕與不平等，她們的經歷依舊呼應了鄰國剛果受暴婦女庇護組織歡樂城（City of Joy）的銘言，倖存的婦女要脫去受害者的身份，「將痛苦化為力量（turn pain into power）」。那不是一次性的過程，而是反覆回到傷痛中，一遍遍地更加茁壯。
大屠殺後27年，這個長在傷口上的新國家，接納了另一個動盪國家的女孩。兩國所面臨的狀況其實無從直接比較，然而對於曾受壓迫、曾被噤聲與剝奪權的女性而言，這都是同樣一場從倖存到茁壯的奮鬥。（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