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教育西部地區的鄉村中小學，因財政困難而大批合併和關閉，教學品質在原有基礎上大幅下降，學生輟學率日漸上升。農村教育的脊樑——教師——成為一個赤貧階層，數十萬計的為鄉村教育奉獻一生的「代課教師」被侮辱性地「清退」。昔日，日本將中國甲午戰爭的賠款首先用在基礎教育領域，在短短十年時間裡便實現了全民免費的基礎教育，基本消除了文盲。在此基礎上，國力才突飛猛進，雖然經過了軍國主義時代的歧途以及二戰戰敗、經濟崩潰的考驗，但由於其國民都受過良好的教育，迅速便完成了國家的重建，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今天，連緬甸、尼泊爾、柬埔寨等遠比中國貧困的國家，都基本上實現了九年義務教育，中國的《義務教育法》卻形同一紙空文，未完成九年義務教育的農村適齡兒童的人數超過了一個歐洲中等規模的國家的人口。
九十年代以來，出生在中國農村的孩子，其前途顯得越來越灰暗，他們中的許多人沒有成為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受益者：一方面是農村經濟的凋敝、農民收入的減少，另一方面卻是學費的猛增、高考制度的「殺貧濟富」，使得農村孩子的輟學率迅速上升。農村孩子考上大學的機率，亦大大低於城市孩子；許多農村家庭的孩子即便考上了大學，父母也無力支付他們完成大學學業的所需要的昂貴費用。有感於此，全國政協常委葉大年院士在《中國教育報》上撰文大聲疾呼：「一方面是全社會存在著大量奢侈浪費現象，一方面是八千五百萬人（此為官方公佈的文盲人數）竟然連接受教育的機會都沒有。那麼多政績工程、形象工程浪費的錢，拿來投到教育如何？」他舉例說，河北省威縣是一個「普及九年教育達標縣」，但該縣賀營中學的三年間的總輟學率卻到達了百分之九十。這個數字應當讓教育部部長引咎辭職。
情況之嚴峻，讓一貫於避重就輕的教育主管部門不得不正面回應。在二零零六年年初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王旭明披露說：二零零四年全國小學生輟學率平均為百分之零點五九，初中輟學率平均為百分之二點四九；部分西部貧困地區小學生輟學率為百分之二，初中輟學率在百分之七以上。他說，如果全國小學和初中的學生總數為一億八千萬的話，按全國平均輟學率計算，全國輟學的學生有二百三十萬。然而，這個數字不足採信。同樣是官方組織的《轉型期中國重大教育政策的案例研究》課題組，在以鄉鎮為樣本的抽樣調查中發現，農村初中生輟學率最高的為百分之七十四點三七，平均輟學率約為百分之四十三。《中國教育報》披露說，由民進中央主持的一次調查報告顯示：中國農村學校平均輟學率高達百分之四十以上。如此算來，全國輟學的初中生和小學生的人數當在七千萬以上。這些數字與王旭明提供的「最權威的官方數位」之間存在著天壤之別。我們應當相信哪個資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