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政府單位走一回，我才終於能體會為什麼前述中東某國總理，即使是有心要做事，還是儘量live with the problems。 改造、改革都是不容易的，都極有可能在過程中走岔的，往往也都容易一小步走岔就越來越糟糕的。這又讓我想起另一則故事：
1999年世界銀行辦中國經濟研討會，外國與會者一致認為中國大陸應該要讓外匯自由化，唯有一位中國學者人反對。他反對的理由乍聽幾近無厘頭：「匯兌自由會惡化中國大陸的貪污」。甚麼？＃＊☆※！與會者一片咒罵。此人繼續說理由：「因為貪官更容易把贓款匯到國外」。外國人一開始完全沒想到這些，但是聞言後始覺言之成理。可見改革所引發的變化，極可能遠在原先思考的主題、框架、想像之外。除非提出改革者全然洞燭機先，否則極可能越改越糟。但是，世界上有誰敢說自己是洞燭機先？
再回頭看行政院組織改造。台灣行政體系另外一個箝制，就是「官制官規」的形式主義。比如說，每個部一定要兩個政務次長一個常務次長、每個司一定要有一個司長一個副司長。但是政府存在的目的是要服務人民，如果僵硬的官制官規沒有有效服務人民的必然性，那麼為什麼一定要搞一個形式一致的制與規，去抹殺各機關原有的效率？這是什麼神經病邏輯？
在組改以前的若干部會，我們是有這個彈性的。以往國科會的三位副主委全是政務任命，中研院的三位副院長一定是院士，許多學研主管全由學術界借調來，不少學研單位不設副主管，而即使有不懂學術的行政副首長、副主管，他們也幾乎不干涉處內各學門的業務，基本上不能算是各學門的長官。
之所以服務學術研究的單位要有這樣的組織彈性，就是基於對學術自由的尊重。學術與科技研究最最重要的就是包容多元、突破框架的創新、提出開創性的論述，而要鼓勵這樣的多元、創新，當然就不能以官僚體系的框架去卡、去揑、去約束、去「為求一致而統一」。學術界連SCI研究指標這種單一量尺都堅決反對，更何況莫名其妙的單一組織框架。
簡單地說，學術界是靠理解學術本質、擁有學術聲望才取得領導的正當性，而不是靠資歷、職等、行政官階。中研院的副院長如果不是院士，即便「行政資歷完整」，怎麼可能管理術業專攻的各研究所？次長、司長、處長若是學問不好，他們應該要謙虛學習對學研的尊重，而不是硬耍官威，把學術塞進行政的框架，向學術界宣揚「官制官規拜物教」。
在組改之後，不少人都覺得，行政院若干原本有彈性的機關，都一步步往官僚僵化邁進。有些行政官僚只看到主管部裡大大小小的法規，卻對於這些法規所規範的「學術」、「文化」、「創新」等業務本體所知有限（或一無所知）；他們只對於法規本身的抽象體系完整有深刻的了解，卻忘了其所規範對象的實質特殊性。照理說，法規是為提升人民福祉而存在的，但是「官制官規拜物教」卻永遠只看到形式、框架、體制，完全沒有對實質內涵的虛心、學習。司法體系裡有恐龍，而行政體系裡的恐龍，在組改之後身影更是巨大。
一個十二年國教的「改革」，改變了許多台灣人十一月底的投票行為，至今民怨未歇。一個行政院組織「改造」，也可能把許多有彈性的好制度快速摧毀。改革、改造，都令我怕怕，尤其是小白兔所發起的、經手的。真希望，台灣的學術界、文化界、科研創新環節，能夠live with the old system。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特聘研究員、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