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說：「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我的一生也經歷過多次解剖自己，對社會主義的覺醒，對共產黨的覺醒，對愛國主義的覺醒，對中國的覺醒，這些都是不同層次的覺醒，一次次在解剖自己的思想認知，並貫徹在編輯寫作的實踐中。到八十多歲高齡，以為思想已經定型了，以為對生活了七十多年的香港社會已有相當穩定的認知了，不料整年反送中運動，卻醍醐灌頂般讓我又有了很大醒悟。
那時，年輕作家盧斯達訪問我，問我會不會覺得不夠時間？我想他大概是想問我寫回憶的事。我說：「會，但我現在覺得要順其自然。我本來想寫回憶錄，但我現在覺得，做得到就做，做不到就算。」因為儘管寫政治文章多數要講理性，但一個人做甚麼事、走哪條路，是受感情支配，不由理性支配的。
但接著香港粗暴通過「國安法」，我仍然無懼紅線的模糊而繼續在香港寫時評。直到今年三月，我感到六十多年寫作生涯從未遇到過的實實在在的壓力，感到政治荒謬程度到了普通市民都人人可以看到、人人都會講，已不需要評論家去分析，而政治環境則是使「人人都不可以講」。於是，我就在3月31日告別我的時評專欄。
在4月19日，我在《蘋果日報》開始了《失敗者回憶錄》的專欄。香港《蘋果日報》被迫終結後，我沒有擱筆。2019年的事會寫在最終章。有人說，我寫的是「非一般」的回憶錄。這不是意味「好」，而只是「非一般」，因為我在敘述個人往事中，一直帶著對個人思想、心路歷程，對社會和家國大事的思索和剖析。鑑往而思今，是我寫回憶錄的目的。
《失敗者回憶錄》題記
我一生所主張所推動的事情，社會總是向相反趨向發展的，無論是閱讀，獨立思考，或民主自由，都如是。這就是我所指的失敗的人生。
從來只有成功人士會寫回憶錄，失敗者的回憶錄誰要看？
我在《世道人生》專欄的告別篇最後表示「將會向愛護我的讀友，細說我一路走來的失敗的人生」，有不少讀友留言說不接受「失敗的人生」的說法，他們認為我的人生是成功而不是失敗的。
就個人、家庭和事業這三方面來說，我的人生成績單當然絕非失敗。有點成績的原因主要決定於我生活的時代和環境，就像美國股神巴菲特說他的致富是因為他中了卵巢獎券一樣，我因為成長和志業開展期是在殖民地的香港，而且處於海峽兩岸和香港經歷大轉折的時代，「國家不幸詩家幸」，劇變刺激寫作者的思緒，而港英時代的法治及在97後一段時期的延伸，為自由的編輯和寫作生涯提供了保護傘，這是我人生之所以稍有成績的幸運因素。現在香港的年輕作家，才學在我之上，也沒有這樣的好運氣，要以寫作來維持生計都困難，真為他們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