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生態環境部展開一系列對於企業環境污染整改案件，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更在9月12日印發了《關於深化生態保護補償制度改革的意見》，文中表示，將發展水權、排污權、碳排放權等各類資源環境權益的交易機制，使相關交易將日益常態化。但此舉雖呼應全球環保、減排趨勢，卻讓部分高污染的中國大型傳產公司，未來得花費更多的環境交易成本，才能維持企業運作。此外，中國國家廣電總局亦對中國演藝圈進行大整肅，並限制影視文化傳播方向。
一路盤點下來可發現，中國監管新規涉及五行八作，加強監管的目的從追求國家安全，到學子健康、經濟公平、環境保育、社會風氣等，不一而足。
受監管政策收緊影響，今年以來，中國股市及全球中概股全面下跌，與美股的頻創新高大相逕庭。MSCI中國指數由6月28日的110.91點，跌至7月27日89.42點，月跌幅達到19.4％，而如果從今年2月高點的129.78點計算，跌幅更高達31.1％。大量頒布的監管新規，除了造成投資人恐慌外，也引起各方專家學者對中共突如其來舉措的背後動機多方揣測與分析。
促使中國加強監管的2大因素
多數西方評論認為，中共這波監管收緊不外乎2個因素造成——美中對抗的新常態與為中共二十大召開的政治操作預做準備。
首先，拜登（J. Biden）上台後，美中關係並未得到舒緩。根據蓋洛普（Gallup）於今年2月的民調顯示，45％的美國人認為中國已成為當前美國最大的敵人，較去年2月同期調查的22％大幅提高，超越俄羅斯的26％（去年同期為23％），且反中更是民主、共和兩黨無須花費多餘力氣就可達成的「共識」。所以，預料在民意壓力與政治權衡下，拜登政府仍將持續對中強硬，美中之爭將成為常態。
在美中脫鉤的大背景，以及中共擔憂西方透過市場力量、數據使用影響中國科技業發展與國家安全，甚至動搖統治基礎下，中國國務院在2020年4月將「數據」與資本、勞動力、土地、技術並列為「生產要素」。對於自詡遵循社會主義的中國而言，生產要素的列管乃是「份內之事」，這也成為螞蟻金服於香港與上海雙重IPO被叫停，以及滴滴出行在美上市後，旋即遭中國監管單位以違反網路安全為由進行審查的前因。
其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亟欲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延續執政，使其不但要確保中國企業能對中國共產黨在經濟、社會和國家安全上的關切事項做更多的服務，也要向這些中國科技巨頭宣告，中共的絕對領導權威不容挑戰。同時，鑑於當前眾多的社會問題已然引發民怨，尤以貧富不均問題最為嚴重，並威脅中共領導威信，以及習近平連任的合理性，因而成為當前的重點改革項目。貧富差距反映在醫療、教育、住房3個面向最為顯著，被視為這個階段必須攻克的「新三座大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