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瑞在文章中以一批最終覺醒的毛時代知識分子為例，講述極權政治培養的自我審查。
1952年秋天，後來成為著名異見人士的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去北大讀書，儘管當時宿舍樓還沒建好，他和同學不得不在體育館的地板上睡覺和做物理作業，卻依然滿腔熱情的要入黨，在發現自己和黨的追求不能一致時，一度陷入深深的自我懷疑。
50 年代初，後成為中國著名記者、作家的劉賓雁同樣被新社會的想法所吸引，努力踐行，卻突然被政府貼上了「右派」的標籤，他嚇了一跳，第一反應是：「我的天哪！我一定是個右派，沒有意識到，毛主席不會錯。我要好好審視自己，挖掘這個問題，並糾正它」。
1991年，《炎黃春秋》雜誌開始刊登這批老一輩的回憶，詳細描述了中共早年是如何誤導他們的。由於他們的資歷和影響，執政者很難讓他們閉嘴。不過該雜誌在2016 年因管理層被撤換而停刊。
這批早年有自省能力、進行自我審查的知識分子的行為，很快被極端政治環境下的集體糾錯審查代替。林培瑞在文章中特別提到文革期間，人們被要求參加「學習會」表態，他們的觀點被他人仔細審查，是否有與「正確性」背道而馳的跡象；同時如果在別人的演講中發現其缺陷可以獲得一個學分。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所所長曾銳生（Steve Tsang）認為，時至今日，毛時代極權政治下的恐懼制度還在新疆沿用—居民知道他們正在受到明顯的監視和衡量，走錯任何一步都會招致嚴厲的懲罰。但是，在中國其他地區，恐懼制度變得更加微妙且複雜。
「中國大部分地區的恐懼制度......與獎勵混合在一起，激勵自我審查。人們被教育知道有些紅線是不應該越過的，如果越過，就會有嚴重的後果，但如果不越過紅線，他們就可以期望得到回報，社會信用體係將其制度化。因此，與新疆和毛時代不同，它為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很大的個人自由空間，因為大多數人大多數時候對公開表達政治觀點或採取政治行動不感興趣。」
因此曾銳生認為，我們今天所見的，不是舊的毛極權主義的回歸，而是一種新手法，一種數字或智能極權主義。「一種有選擇地控制人們不僅在公共領域，而且在私人領域的思維和偏好的系統。這不是一種正式的恐懼制度，而是一種在需要的時間和地點，讓不遵守規定的人有理由害怕的制度。」
習近平的恐懼制度不像毛澤東「因為習學不來」
林培瑞告訴美國之音，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和毛時代的恐懼制度形似神不似，或許是因為習近平學不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