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他要說的「日本史的誕生」。中國學界因為「新清史」的緣故（特別是他是歐立德的老師之一），對岡田英弘有不少非議，因而連帶地對他宣稱「蒙古時代是世界史的開端」等觀念，也相當不滿或不屑，覺得他有什麼陰謀或圖謀。其實，如果看到他對日本自身歷史的敘述，就可以知道他的歷史觀只不過是3句話：第1，要把日本、中國的歷史重新放在全球或更大區域中審視；第2，要改變現代國境對古代歷史的切割；第3，要把歐洲中心的世界史，移動並放到以中歐亞為中心的背景中去。正如他自己所說，「如果想要書寫一個日本在適當位置的世界史，那麼，要超越日本的國史、韓半島的國史、中國的國史這種結構，只能從歐亞大陸與日本共通的視點出發來撰寫」（20頁）。
當然，為了強化他的立場，有時候他對中國文獻的解釋，就過於大膽和過於想像。他對漢文文獻的解讀遠不是那麼嚴謹。比如他說，《三國志‧倭人傳》最重要的意味是，「對於三世紀的中國來說，日本列島意味著什麼，這才是根本的問題」。下面筆鋒一轉，岡田談到對所謂「歷史」，日本的「私小說式」的認識，和中國史書完全不同，他舉《明史‧日本傳》有關織田信長與豐臣秀吉的故事為例，認為歷史學家們把《三國志‧倭人傳》當作毫無疑義的歷史記錄，從而爭論「邪馬台究竟在哪裡」這樣的問題，其實是有疑問的。
到此為止好像還是對史料的質疑，還有點兒道理，但下面的推論就不免走過頭。
他判斷《倭國傳》的基礎資料來自240年梯雋與247年張政兩次出使日本回來後的報告，可是，由於前者是帶方太守弓遵的系統，而後者是帶方太守王頎的系統，兩個人對倭國的事情進行了完全不同的描述，但由於《三國志》的作者陳壽綜合雜糅了這2次報告的內容，於是導致這篇《倭人傳》內容有疑問。這就有點兒大膽的猜測了。
因此他斷定，《倭人傳》最重要的意義，不是它記載的情況是否真實準確，而是證明瞭「早期日本人，從紀元前2世紀末尾，進入中國的支配下，差不多有400年以上的時間裡，漢語作為公用語言，並在中國皇帝的保護下和平生活。從紀元4世紀開頭，中國進入大變動時期，由於皇權失落，日本才走上政治獨立和統一國家之路，從此形成獨立的日本文化」。
這個跳躍有些過大，梯、張2人是否有過報告，陳壽《三國志‧倭人傳》是否是綜合了這2份報告，至今還無法證明。至於他進一步認為，日本早期建國者是「華僑子孫」，並在第一章的結論中斬釘截鐵地斷定，「一言以蔽之，日本的建國者是華僑，日本人在文化上是華僑的子孫，這一點亞洲任何國家都是這樣，不必對此大驚小怪」，似乎更是主觀臆斷。
讀他這本書，確實感到岡田論述有很多想像之詞，比如講到日本使臣到中國，「旅行的經費全部由中國方面負擔，進入洛陽，在入城之際，中國兵前後護衛，打著』倭人朝貢﹄的旗幟，樂隊也熱鬧地走在都城大道上，民眾人山人海地圍觀，感受皇帝如何以德懷柔遠人」，這就有點兒像戲說。不過，如果瞭解他的意圖是，瓦解後設的國家歷史觀的侷限性，也許我們通過這些包含錯誤的歷史論述，可以瞭解他強烈和固執的歷史觀念。
所以，怎樣評價岡田英弘，其實還是要平心而論。
＊作者為上海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特聘資深教授。曾任日本京都大學、東京大學、比利時魯汶大學、台灣大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哈佛燕京學社、芝加哥大學客座教授或訪問學者。主要研究領域是東亞及中國的思想、文化與宗教史。著有《增訂本中國禪思想史》、《中國思想史》（兩卷本）、《宅茲中國》、《想像異域》、《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等。本文選自作者作品《東京劄記2020》（允晨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