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晚有一天，台灣會出現如下的對話：
「張三對李四做了一個殺人的動作。」
「張三殺了李四？」
「我不是說了麼？」
「李四呢？」
「李四做了一個死去的動作。」
「他媽他到底死了沒？」
張三應該是把李四給做了，但就嚴謹的語意解析，張三沒殺人，李四也沒死，一切僅止於動作。
「做了XX的動作」，這種語言有點髒，在細部玩味這怪誕句型之前，先大致聊聊「語言癌」。
首先，若非得用「語言癌」形容台灣近年的話語現象不可，寫的時候最好加一副引號，說的時候也務必用手指在空氣比劃引號。沒有「語言癌」這個東西，我聽過語言痙攣，沒聽過「語言癌」。從物理反射似的痙攣一路惡化至需要化療的癌，這中間有一段很大很大的病理距離。作為譬喻，「語言癌」看似神來一筆的「詩的跳躍」，但實則誇大其辭；而且一旦聯想「危言聳聽」正是當今媒體語言的表徵之一，我們應當把「語言癌」的發明與使用視為現象之內的昏迷，而非現象之外的清醒。
因此當專家學者們放話，有意針對「語言癌」提出教育上的對策時，我們只能拜託他們，省省吧。
活語言與死觀念
活的語言經常在變，死的語言觀念卻多年不變。人類史上，未曾存在沒病的語言；語言必然失真、失準，此為文字與感知的永恆裂隙，也是為什麼每說出一句話，尤其心底話，我們悵然若失。
倘有「語言癌」，則台灣久病矣……省省吧，不用咬文嚼字。
一個時代的語言，是糾正不來的。不時觀察的我，只能期許自己保持超然和幽默。電視上出現這麼多「達人」，我不能因我是常人而妄自菲薄；有人青筋暴露卻說「平常心」，我不能暴跳起來，指他說謊；有人開口「淡定」、閉口「淡定」，我告誡自己一定要淡定。
語言跟著生活走，和社經文化亦步亦趨。約自1980年代起，台灣建築業吹起一陣崇洋媚外風（柏克萊、夏目漱石），不久，是取而代之的封建風（帝王、尊爵）；與此同時，還有投雅痞所好之田園人文風（清田、荷雅）。最近有點怪，不知吹著什麼風。我家附近一棟新建的豪宅骨架已現，豪宅對面的空地也即將動土，路旁看板印著：「不只是城市，還是座森林。」該是給人猿泰山住的吧？
我不禁捶胸長嘯，阿烏阿烏阿……
揮霍與吝嗇
膨風浮誇的文化自然衍生通貨膨脹、有三分說七分的語言。之前是四大天王，後來有四小天王，原以為天王已到了頂、沒得追加了，哪曉得還有神，卡神、宅神、帆神、歌神、電音女神……搞了半天，在媒體前風光的都是神。
新科金球獎影帝「鳥人」米高·基頓（Michael Keaton）於領獎致詞中，比了一個平常不屑比的空氣引號，翻成文字就是人人喊打的「所謂的」。所謂的，真的不能亂用，以免平添誤會。當名嘴說「所謂的立法院長王金平」，他顯然對王金平之為立法院長有意見；而當他又說「所謂的王金平」，問題更嚴重，他顯然對王金平之為王金平也有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