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應安全的另一個方面涉及到氣候問題，就必然涉及到技術，很多這方面技術的主要供應商一直是中國，比如太陽能技術。如果想通過貿易政策來表達人權方面的批評態度，那就需要迅速改變原材料來源地，更換供應商」。
希爾頓多年關注中國環境問題和氣候政策。她認為中國目前在氣候議題上的立場、承諾和行動與最開始那種「先污染再治理」的基本態度已有很大差別，而外界現在最關注的主要有兩點：對煤炭的依賴不減、實現減排承諾的時間表。
她說，中國至今仍非常依賴煤炭，煤炭使用量持續上升，這與中國煤炭主導、石油需大量進口的能源結構有關，也有能源供應安全方面的考慮。
調整能源結構的困難在於牽涉到機場機制不合理，供應安全方面的考慮又跟中美關係緊張和對抗有關。
另外，她補充說：「許多人在關注中國是否會接受1.5°C目標；中國對這個數字一直比較牴觸，因為較苛刻」。《巴黎協定》中寫的是「2°C或更少」。
但是，希爾頓說：「我們能夠期望的最好的結果，是採取一種務實的、就事論事的方式，把氣候領域的合作跟其他領域的緊張區分開。」
在中美貿易戰持續、地緣政治緊張可能會升級的背景下，西方怎樣才能在氣候議題上與中國保持接觸，同時避免出現更多對抗性的境況？
希爾頓認為可以在部分領域通過多種方式尋求合作。
比如，中國不久前宣佈將停止在「一帶一路」沿線新建煤電廠，還將支持其他新興經濟體開發低碳能源系統。
「當然，這件事美國也感興趣，歐洲也感興趣，」她說。「在我看來，我們顯然應該合作，以確保新興經濟體能夠開發出支持經濟增長所需的能源，但要跳過碳密集增長階段。否則只會給自己找麻煩。」
對氣候變遷有更強的適應性和承受力的未來型城市的設計、興建是中國可以跟西方合作的另一個領域，也可以共同探討「一帶一路」國家新能源發展的方向。
她強調，如果在氣候變遷議題上也持對抗姿態，呈敵對關係，「那麼所有的人都是輸家；沒有合作就不存在取勝之道」。
氣候金融
緩減和適應氣候變遷，包括交通電氣化、碳關稅制度、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排放的計算方式、碳排放定價系統，向綠色能源轉型時間表，等等，一切雄心壯志都需要大量資金才可能實現。
發達國家已經承諾到2020年每年籌資1000億美元，但到2021年仍有將近200億美元缺口。氣候金融是COP26的一項重要議程，也將是今後全球氣候行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倫敦大學學院可持續金融與基建轉型教授梁希認為，全球碳排放定價體系、碳排放配額和碳交易市場的建立、監管，是中國和西方立場差距較大的一個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