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更大毀壞就要到來 ——張愛玲
上世紀四十年代的汪政權時期，張愛玲在上海寫小説而一舉成名，當時著名的文藝評論家傅雷曾以「迅雨」筆名，寫文章規勸她最好「韜光養晦」，等到「河清海晏」之後再出來發光發熱。可是篤信「成名要趁早」的張愛玲並不領情。
大陸易手後，張愛玲曾在上海待過一段短時間，也應上海宣傳部長夏衍之邀，參加了上海第一屆文藝代表大會。張愛玲身穿深灰色旗袍，夾在幾百位穿列寧裝的作家同志之間，顯得相當突兀。她也嘗試過寫「無產階級」的故事，寫了長篇小説《十八春》和「舊社會」的婢女《小艾》，但并不成功。對那種講典型、套公式的社會主義新文學手法，她唯一的感覺是格格不入，無所適從。
借著小説人物，張愛玲倒是敏銳的觀察到：「政治決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憑著小說家的直覺，她很快感到氣氛不對勁，意識到她所熟悉的舊世界，她所瞭解的文明，「不論是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更大毀壞就要到來。所以她設法出走，有驚無險地去到了香港。
當初勸她在汪政權之下「韜光養晦」，等待「河清海晏」的傅雷，解放后反而沒有張愛玲那麽幸運。在經歷了反右、文革的一連串羞辱折磨后，傅雷與妻子一起在上海家中自殺身亡。
革命志士的庇護所
在中國近代史上，租界曾是革命志士的庇護所。
鴉片戰爭之後，一位上海和香港洋行的買辦王韜，根據歐游觀察所見，著書立説，倡言變法。他强調，船堅炮利只是西洋的皮毛，應該學的是船堅炮利背後的一套法律和憲政制度。他的著作《弢園文錄外編》在上海租界和香港大行其道，在中國内地卻是一本禁書。另一位上海洋行買辦鄭觀應出版了《盛世危言》，力陳變法維新應從制度著手。他認爲中國人應取法英國的君主立憲，有議院則民志可伸，「無議院則君民之間，勢多隔閡，志必乖違。」王韜、鄭觀應的書在香港大行其道的時候，有一個醫科學生孫逸仙深受影響。孫北去上海，會見了他所仰慕的這兩位洋行買辦，孕育了他心中振興中華的革命大業。
共產革命萌芽時期的一個學生組織「新民學會」會員蕭三曾回憶，鄭觀應的《盛世危言》也是少年毛澤東愛讀的一本書。
這就顯示出租界與革命的關聯了，因爲言論和出版自由只有在租界的蔭庇下才能存在。
不但如此，在清朝時期，國民黨的志士必須在租界内集會，密謀推翻滿清。在軍閥統治和國民黨時代，共產黨的志士也必須在租界内集會，密謀起義奪權。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是在上海法租界内舉行的，擔任會議主席的是五四運動學生領袖張國燾。不僅政黨的會議必須在租界舉行，就是學生運動的集會，也須在租界召開。五四時期天津學生聯合會由周恩來、鄧穎超領導的核心組織「覺悟社」，一九二零年一月三日在「維斯理堂」地下室開秘密會議時，成員還特別説明會議地點是在法租界内，「因當時中國地區已戒嚴，愛國運動被鎮壓，毫無自由。」自由誠可貴，但自由只能在租界裏找到。這是因爲中國巡警不得進入租界，中國法院的判決，在租界内無法執行，因而才保存了中國革命的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