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你把人民當作奴隸，他們會變成消極被動；如果見多了殘害生命的事件，他們會傾向於暴力；而如果你把人民弄成麻木不仁，他們會喪失根本的創造力；當在上位者為達保住政權不擇手段，整個社會到處產生正直人材反淘汰的現象，正直的社會文化也蕩然無存，台灣社會人格遭到嚴重的扭曲。戒嚴30年之後，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二二八事件以降，國民黨殘暴統治的思想行為餘毒，在現代台灣社會的各種政治社會事件不斷地呈現出來（大盜理想國）。獨裁政治文化的餘毒是台灣民主政治的最大威脅，它是殘暴的獨裁統治集團再度復活的沃土。台灣社會必須採用甚麼措施，來防範類似 228事件再度降臨台灣？
反屠殺誘因機制
前面的分析指出殘暴的獨裁集團是理性（工具理性）的一群決策者，當這些政治謀殺犯大權在握，如果他們的算計只考慮眼前謀殺人民的利益，不認為未來自己會被司法定罪。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則他們的決策必然是寧可錯殺一百，也不放過一個。這種只有好處可得，沒有代價必須付出，就提供了極大的誘因去進行大屠殺。
任何悲天憫人的宗教始祖，都看到這種殺戮者的強大誘因，因此他們的經典教義必然有未來的天堂與地獄，反制殺戮者的現世利益誘因。然而，對沒有宗教信仰的共產黨徒，例如：毛澤東，則完全沒有反制的效果；對國民黨人來說，例如：蔣中正，晚年信仰基督，但是他從來沒有放下「屠刀」過，他的「屠刀」一直架在被統治者的脖子上。在他的總統任內，直到死亡，戒嚴法未解除，被以思想入罪的人仍然被關在黑牢裡，蔣中正也從未懺悔他犯下的殺戮罪。宗教所提供的遏止殺戮的反誘因機制，對中國政治謀殺犯的制衡效果，微乎其微。
最強的反屠殺誘因機制必須具備一個條件：現世報。其道理就如經濟的資本價值論，對投資者的決策而言，未來的成本越遠離現在，其成本現值越低，對現在的決策越沒有影響力。因此，台灣社會要保障下一代子孫免於恐懼的自由，就必須在台灣的政治制度裡面建立反屠殺誘因機制，建立具備以下條件的司法組織：
一、現世報 ─司法調查與審判必須快速，理由如前所述；
二、除垢 ─效法德國戰後的司法改革，參與納粹黨與共產黨迫害人民的司法人員一律免職，其考慮因素是不容許一位共犯審判另一位共犯；
三、政治謀殺罪沒有起訴期限 ─這也是德國國會通過的一條法案，理由一是國家暴力犯罪者掌權的時候，有實權去銷毀自己的各種犯罪檔案資料，導致偵查國家暴力犯罪者比一般暴力犯罪者更困難。理由二是杜絕政治謀殺犯僥倖心理；
四、阻礙司法調查罪 ─這是最近在美國新聞媒體報導上最常聽到的一個司法名詞，這種罪存在的理由通常與總統領導的行政部門有關，因為行政部門人員牽涉到的司法案件時候，可以用他的行政權力去竄改、銷毀或拒絕交出政府相關檔案，導致司法調查無法進行。阻礙司法調查罪是一條有效嚇阻政府相關人員參與掩飾罪行的法條，就算是位高權重的國家領導人總統，也會被他所管轄的司法部調查人員，以此罪名起訴，而被迫下台，尼克森總統就是一例。
結論：懲罰不是為了報復過去
對於228事件與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迫害冤獄，台灣有一派人高喊不要仇恨要和解。暫且不論他們真正的企圖在那裡，本文用企業績效管理原則來反駁這種無用的說法。首先，績效管理的表面目標好像在於懲處績效不好的員工，然而績效管理的真正目標在於透過獎懲過去，影響員工未來行為，以提升企業未來的運作效率。同理，公正徹底的審判台灣過去228事件與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迫害者，不是為了報復，是為了嚇阻未來的政治掌權者為所欲為，保障我們的下一代子孫免於恐懼的自由，不會再度遭受屠殺。台灣現在所做的真相與和解，完全沒有嚇阻效果，其理由正如策略性承諾(Strategic Commitment)賽局所指出的，真相與和解的這類型行動(action)並非有效的承諾(Commitment)，它們只是一種空話而已，嚇阻不了未來政治掌權者的屠殺行動。依本文分析來看，蔡總統的司法正義轉型，也只是一種空話，原地空轉而已。
＊作者為策略經濟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