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理性分析
本文的經濟分析重點不在探討二二八事件的產生原因，而是預警台灣人民如果不建立一個反屠殺誘因機制，類似228事件將會重演，未來我們的子孫非常可能再度受到政治掌權者的屠殺。作者的推論建立在經濟理論的工具理性分析，亦即當年的掌權者根據工具理性的計算，選擇對其利益最大的決策。敗退到台灣的蔣中正，為鞏固其政治獨佔地位，這是一場政治經濟利益衝突的零和賽局（zero-sum game），政治軍事屠殺難以避免，只等待一個火源。從本文的論述，大家也可以了解為什麼戰後德國民主政府會透過法律這麼嚴厲且全面性的制裁與集中營業務相關的德國人。
施暴者的自保策略
二二八事件到底傷亡多少人？從數百人到十幾萬人，眾說紛紜。在利益衝突情境之下，統治者工具理性的推估本身就會依照其自身利益來計算。因此，我們就看到當年國民黨政權各個軍警政單位對於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數統計呈現巨大差異。還好當年台灣前後日本與國民黨兩個獨裁政權，為了控制人民建立非常好的戶籍制度，提供了精確的每年人口死亡數字。在糧食與醫療技術相似以、及沒有嚴重天災的條件之下，比較相鄰年度的變化，就可估算228事件當年，人禍導致的死亡人數。依照這樣的客觀方法，比較內政部資料庫的人口統計資料，理當可以得到合理的推估。可是，作者在政府戶政的人口資料庫就是找不到 1947年死亡人口的相關資料。在台灣民主化之後，為掩飾當年的罪行，藏匿在政府各單位的施暴集團竄改資料、銷毀檔案，屢見不鮮。
在更早的白色恐怖時代，蔣介石更是預見他必須做一些自保的策略，結果就是走狗烹的包啟黃案。包啟黃先後任職軍法處長與軍法局長。他在任內，接獲蔣總統手諭百餘張，都是憑著蔣介石的情緒任意加重白色恐怖的受刑人刑期，甚至批示死刑。蔣介石恐懼這些手諭曝光會危害他在歷史上的地位，所以包啟黃說：「蔣總統必須藉故抄他的家，以收回手諭，殺掉我以滅口，這是我非死不可的原因。」
不論是中國國民黨屠殺台灣人民的228事件、中國共產黨屠殺天安門的中國學生、韓國全斗煥總統的光州屠殺事件、以及許許多多人類歷史上掌權集團屠殺人民的事件，都顯示出在零和賽局的權力鬥爭中，掌權者發動屠殺人民是擘畫慎密的工具理性決策。當然他們會進一步找一個藉口來合理化他們的屠殺行為，以對「歷史交代」。就台灣社會而言，到現在還有人相信屠殺者的「歷史交代」─那是保衛台灣的必要之惡。
二二八事件的餘毒盪樣
國民黨政權為了確保其統治地位，血洗台灣，這種自私殘暴的行動不但在當年造成眾多家破人亡，更撕裂了往後的台灣社會發展。在獨裁政治體制下，沒有監督制衡(check and balance)的政治制度，統治集團的貪婪與殘暴四處泛濫，機關槍掃射、誣陷、槍斃、侵占、貪污、嚴刑酷打與牽連無辜，眾多的被統治者成為驚弓之鳥。無所不在的恐懼，不斷地在心靈與身體上同時壓迫他們、折磨他們、飢餓他們，逼他們相信統治者的謊言與要脅，他們臣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