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後，台灣的整體社會環境的確出了問題，美國中情局在事件前就有過許多情勢分析報告，對陳儀當局的許多措施，包括專賣措施，工業生產等都提出許多警示，對於滯台日人對台灣社會的影響，中情局也多所分析，台灣內部的各種共黨組織紛雜，中情局都有掌握。二二八事件是台灣社會的歷史悲劇，事過境遷，一定要歸責於誰，陳儀當局有過失，自不能免。事件發生後，台人從1945年以來累積不滿情緒，在當時社會衝突的挑動下，嚴重爆發出來，出現了台人與大陸人雙方的衝突，而非僅僅對陳儀當局的抗爭，這種省籍衝突的出現，自然會進一步促成軍隊報復攻擊的可能。但是這種只責備陳儀當局，而對挑弄省籍仇恨的人，因為只使用石頭與棍棒毆打大陸人，其過失就會小於使用槍械的軍人嗎？不問是非對錯的濫施暴力，在事件當時是存在的，而所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希望美國領事館透過南京大使館，向南京政府請願，只是將過失歸咎於陳儀當局，顯然也忽略當時複雜的中國大陸政治環境，但對台人而言，可能也不容易理解中國面臨困難的全貌，實不便苛責。
1948年年初，美國特使馬歇爾放棄調停國共內戰，回到美國，宋子文辭去行政院長，由蔣中正兼任行政院長，大陸經濟情況惡化，國共內戰逐步升溫，共軍在東北戰事逐漸掌握主動，國府退縮在長春，瀋陽，錦州當中，情勢岌岌可危，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後幾天，蔣中正正在規畫對共軍老巢延安發動攻擊，指揮胡宗南部隊攻占延安。蔣中正面對整個中國內戰情勢的擴大，對於台灣的動亂，實在不可能有現在某些人所謂的殺人魔王或者劊子手的決策或行動。蔣中正根據台人要求，派了白崇禧到台灣，蔣中正若要鎮壓台人，又何必派白崇禧來台。
從國務院檔案當中，可以看到台北領事館副領事葛超智在二二八事件後，接受大使館指令，寫了幾份有關事件的報告，在白崇禧來台後，葛超智的報告批評白崇禧有關處理二二八事件的說法，都太過表面，對台灣問題也有所誤解，還認為蔣中正在事件後仍是支持陳儀，國府欠缺改革心態。
不過，有關葛超智的報告，司徒雷登在1947年4月15日給國務卿的電報當中，曾經用了葛超智的評論看起來語調有些過於尖銳，在某些事例方面的內容也有些片斷（his comments appear highly keyed in tone and in certain instances categoric in content），來形容葛超智的報告內容。台灣的台灣史研究者也曾撰文稱葛超智與領事館其他同僚相處問題，為葛超智在二二八事件不久後被調離台灣，尋求政治上的同情理由，當時的政治氣氛下，美國對親共官員可能有所疑慮，但像葛超智這樣的外交官，並非親共，若非真有某些爭議，還不至於遭到政治清算，葛超智離開台北，與他自己的態度與作風關係比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