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威廉森（John Williamson）在華府為拉丁美洲的主要經濟決策者召開了一場會議。威廉森是華盛頓智庫國際經濟研究所（現在稱為彼得森研究所）的經濟學家，長久以來一直是拉丁美洲經濟體的觀察者。他注意到決策者為拉丁美洲建議的改革措施出現引人注目的觀點趨同現象。國際金融機構（例如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智庫，以及美國政府的各個經濟機構，都提出了幾乎一模一樣的改革想法。另一方面，在美國大學拿到博士學位的經濟學家紛紛在拉丁美洲各國政府擔任重要職務，迅速推行這些政策。在威廉森為這場會議所寫的論文當中，他把這些改革稱為「華盛頓共識」。
這個用語廣為流傳，並產生其本身的意義。這個字眼代表一項充滿雄心壯志的計畫，其目標在批評者眼中乃是要把開發中國家轉變為標準的自由市場經濟體。這麼說也許有些誇大，但卻精準描述了其中的要旨。這種計畫反映了一股衝動，希望讓這些經濟體擺脫政府管制的限制。拉丁美洲的政策經濟學家以及他們在華府的顧問認定政府干預壓抑了成長，並且造成一九八○年代的債務危機。他們建議的療法可以由三個詞語概括：「穩定化，私有化，自由化。」威廉森後來經常抗議，指稱他本身列出的清單只描述了溫和的改革，遠遠算不上是「市場基本教義」：這是個概括性的名詞，代表認為市場能夠解決所有公共政策問題的觀點。不過，「華盛頓共識」一詞正符合當時的時代精神。
華盛頓共識的擁護者（不論是華盛頓共識的原始版本還是擴張之後的版本）將其呈現為良好的經濟學。對他們而言，這些政策反映了健全的經濟學所教導的內容：自由市場與競爭能夠造成稀有資源的有效配置。政府管制、貿易限制與國有制會造成浪費並且阻礙經濟成長。不過，那些擁護者應當認知到，這只能算是最粗淺的經濟學。
一個問題是，華盛頓共識對於市場經濟的深層制度基礎只是輕輕帶過，但如果沒有這些基礎，任何市場導向改革都不可能可靠地產生預期效益。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在缺乏法治、契約強制履行以及適當的反托拉斯規範的情況下，私有化除了可望促成競爭與效率之外，也同樣可能為政府親信創造獨占事業。由於許多經濟體對華盛頓共識的政策都反應不佳，制度的重要性才開始受到體悟，改革措施也才開始朝這個方向擴張。不過，削減進口關稅或者撤銷利率上限是一回事（這兩者是相當常見的做法），要在短期內架設先進經濟體花費數十年乃至數百年才建立的制度又是另一回事。一套有用的改革計畫必須利用既有的制度推行，而不是採取一廂情願的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