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學校基本停課，後來中央提出「復課鬧革命」，上的也是「革命課」，比如課堂講「革命文藝」。麗儀一直因為我這個「海外關係」而受歧視，但又抓不到她有什麼痛腳。直到197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大禍終於臨頭了。
1965年之前，每年麗儀寒暑假回港，都是我們最快樂的時日。最奇怪的是，每當寒暑假將要結束，她即將返回大陸之前，她總會藉故向我發脾氣，往往要吵一架。我起先不明所以，後來想清楚，那是她臨離開前的心情極壞所致。我讓著她，使吵架降溫。現在，我是多麼懷念年輕時吵架的體驗啊！
1965年以後，她不能來香港，於是我幾乎每個週末去深圳。在文革的無理性左傾思潮衝擊下，我每次回去都心情忐忑，因為不知道「革命形勢」發展到怎樣地步，不知道麗儀和兩個女兒怎樣了，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回家的兩天會有什麼遭遇。但我仍然每週回去，因為總想知道她們的情況。直到1970年遇到重擊和傷痛。
隔離審查結束，她獲「解放」後，她仍然用專業知識繼續在「教育革命」的縫隙中，做好教育工作。但想來香港與我團聚的意向就很強了。
那些年，我一直沒有要求她回香港定居，用中共的術語，就是沒有拖她的後腿。她如此「根正苗紅」，如此單純和愛國，對奉獻「社會主義祖國」的信念曾經如此堅持，終於在沉重打擊後想要離開，原因已很清楚。
我沒有問過她，但她一定會想到：自己覺悟得太遲了。
我不是也這樣嗎？（文章發佈於2021年8月6日）
失敗者回憶錄46：不可缺的篇章之三
李怡不是我的本名，是六十多年前與麗儀談戀愛時取她名字的諧音而用的筆名，一用六十多年，已成為本名了。六十年多來，在政治運動不斷的前二十年，她受到不知多少壓力、磨難、鬥爭，迫她與我分離。但她堅持自己的選擇，對我不離不棄；後三十年麗儀伴李怡同行，對我的寫作生涯有著關鍵的影響，署名李怡或齊辛的文章也淌著麗儀的心血，有著她的支援與直接的助力。
1958年到1974年，麗儀在寶安縣擔任中學教師16年，具體工作情況我知道得很少。從她來港後仍然有幾個學生跟她密切聯繫，她離開教育工作三十多年在2008年辭世後，仍有不止一個受過她「反動母愛教育」的學生在靈堂上泣不成聲，至今仍然有讀友在我的網頁留言，說梁老師曾經教過他或她的媽媽，我相信她與學生之間的互動關係，是應該很好的。她來港後，談起教學生涯，都說每上一堂課都很大壓力，備一堂課要準備好久，這輩子不會再做教師了。由此也看出她教學非常認真。
1974年中共以「調職幹部」的方式，把她調來香港參加中資機構工作，實際上是讓她帶著兩個女兒來港與我團聚。為什麼會獲得這種待遇？這同我創辦《七十年代》後那幾年受到中共內部周恩來派的垂注有關，我會在以後的篇章中談到。這裡先談與麗儀生平有關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