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我們的當務之急就是轉化仇恨與暴力，轉化我們資訊生態系泛濫的毒流，那同時也是美國網際網路公司的生財之道：散播仇恨、激出人性最惡劣的一面。這意謂我們必須更加努力：想要成為善的力量，我們必須相信人間有善（BElieve THEre is GOOD）。
我當記者超過35年，曾在亞洲多個衝突地帶與戰區工作，報導過數百起天災人禍；我看了太多太多的惡，也記錄了太多太多的善，人們一無所有卻仍對你伸出援手。拉普勒過去5年來飽受政府攻擊卻還能夠存活，一部分要感謝許多陌生人的善意；他們之所以甘冒風險伸出援手，只是因為他們想要這麼做，幾乎不求任何回報。這就是我們最美好的一面，這樣的人性能夠創造奇蹟；當世界陷入恐懼與暴力，這樣的人性也將消失殆盡。
上一位新聞工作者出身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1936年的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他無法來到奧斯陸（Oslo）領獎，因為他被送進納粹集中營並飽受折磨。所以我們總算有點進步，因為今天我和穆拉托夫（Dmitry Andreyevich Muratov）來到奧斯陸！
今天諾貝爾獎委員會將和平獎頒給記者，象徵著我們來到類似的歷史時刻，又是民主體制的存亡關頭。穆拉托夫和我是幸運兒，因為今天我們能夠與各位對話；然而在此同時，還有許多記者在陰暗處遭到迫害，既無從曝光，也無人聲援，政府變本加厲卻不受懲罰。科技在這方面助紂為虐，為「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賦予新的意義。
為了追求真相，你願意做什麼樣的犧牲？
如今，我們站在舊世界的斷垣殘壁之中，我們必須高瞻遠矚、滿懷勇氣，設想不立即採取行動會有何後果，並進而打造一個理想的世界：更富於同情心、更平等、更能永續發展的世界。
要達到這個目標，請大家問問自己，一如5年前我的團隊和我本人的捫心自問：為了追求真相，你願意做什麼樣的犧牲？
我想從3個層面為大家說明，我如何將這個問題的答案化為身體力行：首先是我的處境以及受到的攻擊如何影響我；其次是我們面臨的問題；第三是我們如何找到解決辦法，因為我們非找到不可！
在短短不到2年時間裡，菲律賓政府10度對我發布逮捕令，迫使我10度繳交保釋金——只為了繼續做我的新聞工作。去年，我和一位前同事被判網路誹謗罪成立，罪證是我們8年前發布的一篇報導，儘管當時相關法律根本還沒立法。我被起訴的罪名林林總總，如果全部成立，我要服刑大約100年。
然而，我越是因為新聞工作遭到攻擊，我就越發堅定心志。我親身見證權力如何遭到濫用。衝著我與拉普勒而來的威逼恐嚇，只會讓我們變得更堅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