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四年的青年歲月，在太平日子中我們憑興趣而揮灑，不顧年齡去學鋼琴，不顧幼稚搞音樂會，幾個人經常聚在一起，聽音樂、講音樂、講文學、讀小說。現在回想起來，真是不知道那時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精力，雖輕浮但也寫出那麼多文章，雖未經深入鑽研也出版了那麼多社會科學小叢書。也許因為年輕，因為沒有包袱，因為不知好歹，儘管收入少、稿酬低，但可以過日子就行了。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那感覺真好。
1965年我參加出版界參訪團到大陸旅行一個月，那是文革前一年，是大躍進帶來大飢荒之後由劉鄧掌權的經濟回暖和文化小陽春的最後一年。我見到的北京領導者都溫和講理，對香港政策是尊重港英管治「長期存在」。其後參訪團西行乘火車去洛陽、西安，看了碑林、半坡遺址、華清池、黃帝陵等等古蹟文物，這些古文物引發我思古幽情，也增加了對華夏的認同感。而且，似乎中共政權對文物都很珍惜愛護。接著我們乘公車去了「革命聖地」延安。在那裡被灌輸中共版的毛澤東光榮革命史；然後去上海、蘇杭等地遊山玩水後回香港。
回港後，按照我獲悉的中共對港政策，積極籌備再出版一本《文藝伴侶》月刊。但隨著大陸學毛熱潮升溫，大批判到來，言論趨於一元化。1966年文革爆發，那些我剛參訪過的文物遭到破壞。到1967年，文革病毒感染香港，一年多前在北京獲知的中共對港政策來了一個大顛覆。香港的太平日子遭到了挑戰。（文章發佈於2021年9月3日）
失敗者回憶錄58：香港歷史的轉捩點
廣大香港市民竟然和殖民地政府站在一起，這是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現象。
1966年中國掀起文化大革命，使我對中國有了新的想像。1967年，由中國文革而引發的左派「反英」風暴，打破了我兩年前在北京所聽到極為肯定的對港政策，香港的太平日子似乎不再了。
文革剛起時，我所敬仰的香港左翼文化前輩：《文匯報》主筆政的金堯如、《大公報》的羅孚、陳凡等，都寫大篇大篇的文章為文革歡呼。主要的論述是認為，在中共自上而下的管治下，毛澤東發動學生和下層民眾，從下而上地揭發和批鬥各級管治階層的官僚主義，和隱藏在裡面的污泥濁水，是值得肯定的壯舉。紅衛兵的破壞和對當權派、文化人的過火行動，辯護者都認為是在一場大運動中無法避免的。
對這些議論，當時我半信半疑，但信多於疑。一來因為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仍是我難以動搖的價值觀，二來從個人經歷和閱讀中，一向同情弱小、底層的反抗以至造反行動，三來是目睹當年港英管治的弊端。信中亦有疑，是對文革掀動的過度而極端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感到是情緒遠多於理智。我很難與當時的左派群眾一起叫「萬壽無疆」「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口號，因為使人聯想回到了帝王時代，那是愚蠢和欺人的祝願。不問是非的「忠」，是非理性的「愚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