廚川白村是日本文學評論家。他生於1880年，1923年在日本大地震中喪生。次年，魯迅從他的遺稿中翻譯了《苦悶的象徵》。我從《苦悶的象徵》中認識他，並在1966年編寫的《哲學與人生》中，引述他所提出的近代人在生活中的四種悲哀。儘管這是100年前的「近代人」，但文革後那幾年，我對他的說法特別有感。
他所提的四種悲哀，第一種是「理想破滅的悲哀」。人類在對現實的不滿中，創立了各種各樣的理想社會的學說，不同的人群不斷努力去追求理想的實現，但追求的過程和實現的結果，是理想的破滅。對那時追求社會主義平等的我來說，開始感到這種悲哀。但未料到更悲哀的是，追求理想的結果，是不斷發生比原來所不滿的現實更可怕千倍的慘劇。
第二種是「由懷疑傾向而產生的悲哀」。懷疑，是指對自己信仰的懷疑，科學的進步動搖了許多人對宗教的信仰，但科學發展又使人類出現新的大問題：戰爭更殘酷，道德更墮落，科技公司和政權對個人的監控更甚。對科學的懷疑，對制度、對道德、對法律也產生懷疑。懷疑可以是人們鑽研問題、解決問題的動力，但對信仰、對道德、對價值系統的整體懷疑，卻是人生的悲哀。
第三種是「二重生活的悲哀」。上文已經談過，這是一種很普遍也延續至今的悲哀。
第四種就是在找不到出路，感到世界一片灰暗，個人完全沒有力量的情緒下，覺得不想活了，於是產生「厭世主義的悲哀」。
我在闡述廚川的「四種悲哀」時，仍然鼓勵「自學叢書」的讀者，要積極面對這四種悲哀，不要被悲哀淹沒，而應該努力實現理想，從懷疑中找出路，以及深入社會黑暗中去改變它。但那幾年，我發覺我這種樂觀說詞的虛妄。我自己也沉溺在前三種悲哀中，尤其是「二重生活的悲哀」。不過我還年輕，不想被悲觀情緒掩埋，想在當時處境下找出路。於是有了《七十年代》月刊。（原文發佈於9月17日）
失敗者回憶錄64：《七十年代》創刊背景
中共陣營的出版物，報導或討論中國大陸的政治社會事務，很難不犯禁；但報導和討論國際事務，卻有很廣闊的空間。於是，我在《七十年代》的刊名下，列出「本刊宗旨：認識世界，研究社會，了解人生」。
《七十年代》月刊在1970年2月創刊。那時文革狂潮稍稍平靜，但極左思潮仍然籠罩著整個中國社會，文化生活只有八個樣板戲，書店只有馬列毛的著作，和兩三部樣板小說，其他古今中外名著或被燒毀或被收藏起來了。香港六七暴動已告平息，但左派的文化事業無法復元，產生不出既符合中共意識又能迎合香港市場的電影和出版品。左派陷入文化真空中，親共人士深感文化飢渴。但香港整體社會則在港英平暴與開始改良中，本土文化開始萌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