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一位讀者，每週都寄一本《週刊朝日》給我們，算是提供資料支持我們。我記得，那時的《週刊朝日》幾乎每隔一兩期，就大篇幅圖文並茂地揭發日本各地的環境污染情況，日本稱為「公害」。時值日本工業高度發展，工業廢水污染河流，損害森林，破壞人民居住環境。《週刊朝日》的報導令人驚訝。但十幾二十年後，所有去日本旅遊的人，都對日本茂林修竹、潔淨清幽自然環境印象深刻，人人都會發現日本從政府到人民對環境保護的重視。
沒有五十年前日本對污染的揭露，就不會引起重視，就不會有今天的良好環境。由此可見，揭發問題，提出弊端，那怕說得過分些，對整個社會整個國家都是好事。沒有批評，就沒有進步。所有的揭發、批評，都不能稱之為「唱衰」，因為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不可能因被「唱」而「衰」，只會被「唱」而好起來。倒是掩蓋問題、壓制批評才會使社會變「衰」。
我在編者話中提出，雜誌的讀者應該是它的作者，雜誌的作者也應是它的讀者。意思是，雜誌不是編者作者辦給讀者看的，不是要「教育」讀者，不是用固定的立場觀點去影響讀者，而是由讀者參與對世界社會人生的探討，由讀者作者共同尋求答案。我的這個宣示，表明雜誌會採取開放態度，來稿只要寫得好、有事實根據、有獨特看法，就會採用。這與中共宣傳強調的「立場、觀點、方法」三要素並以立場為要，極為不同。由於貫徹這方針，所以後來我也在來稿的影響下改變了自己的認識。我創辦了這本雜誌，這本雜誌也創造了我的後半生。
1970年的開局雖好，但真正的改變卻在一年後發生：海外的保釣運動和中美關係的突破帶來雜誌發展的最大機遇。（原文發佈於9月22日）
失敗者回憶錄66：覺醒，誤知，連結
《七十年代》早期許多文章都出自《大公報》的才子之手，但他們反而無法在自己報紙上發揮。出版界的情況也一樣，有一位在中區左派出版大樓工作的編輯人員私下說，凡是這個大樓辦的雜誌，是一定不會被市場接受的。
前文談及《七十年代》創刊，想不到還有不少讀友留言說是創刊時的讀者，有的還說一直讀到休刊號。一位讀友說，「七十年代創刊，帶動雜誌界百花齊放。」這是溢美之詞，不符合當時的情勢。
實際上，在六十年代的後期，因左派暴動的平息，港英對認同香港的推動，文革極左思潮在中國氾濫，但對西方追求社會主義平等的青年卻帶來正面幻想，這些複雜的思潮，使香港大專學生開始思索起生計以外的問題：我們活在怎樣的世界？我們是什麼人？我們往何處去？
這些話題在大專界非常活躍。中文合法化運動，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是當時進步學生的思想傾向。逾百本青年刊物噴薄而出。1998年在藝術發展局贊助下，由吳萱人、何良懋主責編輯出版過一本書《七十年代青年刊物回顧專集》，收集、介紹和評述七十年代近百本青年刊物，刊登各書影，重刊各「發刊詞」。大致上說，早在五十年代出版並曾經引領風潮的《中國學生週報》，這時已有落後時代之感，終於在1974年停刊。代之而起的有港大的《學苑》、中大的《中大學生報》，中學生為主的眾多文社刊物，宗教機構出版物，這些刊物大都論及政治傾向與身份認同；專注於政治思想的，有《盤古》、《70年代雙週刊》、《知識分子》、《南北極》。《七十年代》只是其中一份，而且是唯一有影響力的左派背景的刊物。當時也有其他左派刊物，比如《新一代》《學生哥》《海洋文藝》等，但這些刊物因為走不出左派意識的局限，因此很快就辦不下去了。《回顧專集》認為是有親中背景的《七十年代》「辦得出色」，「覷準時機，出版策略勇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