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安全會議在2017年展開對中政策評估時，首先強調的就是戰略同理心。為決定因應對策，我們需要進一步了解中共這些作為背後的動機、情感、文化偏見與願景。我們清楚地知道，中國共產黨執著於社會控制，決心打擊美國利益，並利用自由國際秩序實現民族復興，於是我們作出新假定。
首先，中共不會將它的經濟或政府形式自由化。其次，中共不會遵照國際規則行事，它只會破壞它們、最後另創有利於本身利益的新規則。第三，中共會繼續運用不公平貿易等經濟侵略手段，配合不斷的產業間諜活動控制全球經濟關鍵區塊，在顛覆性科技的研發與應用上取得領導地位。第四，中共的攻勢志在奪取戰略位置與基礎設施主控權，以建立排他性的唯我獨尊地區。最後，如果美國與其他志同道合的國家不能證明自己的體制更加有效，中共會變本加厲鼓吹它的獨裁經濟與政治模式，用它否定自由市場經濟與民主治理的價值。
北京之行讓我對這些假定更加深信不疑。我知道在這場較量中，面對中共咄咄逼人的戰略，美國等民主國不能再消極以對。我們不能繼續自戀，認為中國今後會按照西方人希望的方式發展。
我們必須務實地評估美國與其他國家對中國今後走向能發揮多少影響力，任何一項降低中共侵略的戰略都必須以這樣的評估為基礎。這類影響力有結構性限制，因為中國共產黨不會捨棄它認為維持社會控制必不可缺的作法。但儘管中共卯足全力，中國不能、也不會永遠不變。我們總有機會與一些沒有淪入共產黨控制的組織單位，例如真正的企業、學術、宗教與公民社會擴大接觸。此外，雖說美國與其他外國對中國的影響有歷史、文化與結構性限制，我們不能因此消極面對中共，坐視中共對內鎮壓人民、對外進行經濟與軍事侵略。
我們在訂定新戰略的過程中達成結論，相信事情大有可為。1989年的天安門暴動、30年以後的香港抗議，以及台灣欣欣向榮的民主，都證明中國人民也希望在治理問題上有發言權，他們既非在文化上天生喜歡獨裁統治，也不樂於放棄基本人權。儘管有這些限制，但只要施加壓力，美國與盟友對中共的行為會有很大的影響力。參與這項戰略訂定的人一致認為，從交往走向競爭的這項轉型，啟動了醞釀已久的動能。美國與世上大多數國家、跨國公司與學術機構，無分政治派系，知道中國的政策對自由與繁榮構成威脅的人越來越多，支持美國與中國較量的人也有無已。
離開北京前，川普總統在一整天冗長會議結束後舉行的記者會中談到中共的不公平貿易與經濟作法。然後他轉頭望著習近平說，「我不怪你，我怪我們自己。」川普表達的訊息是，中共對外破壞民主、自由價值與自由市場經濟作法，對內鎮壓人民，美國與其夥伴不會消極坐視。但價值與制度之爭未必導致對抗。博明與我認為，如果美國與盟友與夥伴能有效發揮優勢、截長補短，可能將中共眼中我們那些弱點轉為我們的強項。價值與制度之爭還能使我們對自由、開放社會勝過封閉、獨裁系統的原則更具信心。讓我們更加重視言論、結社與新聞自由；宗教自由；不因信仰、種族、性別，或性傾向而遭到迫害的自由；在自由市場經濟系統下繁榮的自由；法治以及法律對生命與自由的保護；以及政府為人民服務的民主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