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南北教師會各自有其教育辦學的主張與見解，在本質上並無孰對孰錯之分，但是在各自召開記者會且無事先溝通協調的情況下，竟然產生雙方互相指責、敵視的現象。這情況看在筆者眼裡，實在有莫大的悲痛之感：兩邊都有我的朋友，而且都是長久以來志同道合的高教改革伙伴啊！
這讓筆者聯想自己所任教的大學，在今年3月時也曾歷經過一場越南籍學生違法打工被教育部懲處的事件（參考謝青龍〈從外籍生黑工事件談華人行政倫理之迷思〉）。當時因校內1位老師作為吹哨者而揭露於媒體，引起教育部關注並快速調查作出懲處：110學年度境外招生將先停招，並要求校方提出具體改善報告、將該校列入專案輔導學校不定期到校進行教學品質查核。
這樣的懲處，在目前高教少子化、招生困難的處境下，應該算是頗嚴厲的懲戒了。是以，當時校內有許多教職員對該事件的吹哨者有著極強的敵意和不滿的情緒，認為外籍學生打黑工除校內師生知曉外，又何必向教育部打小報告，最後竟惹出這麼重大的懲處案來．讓全校師生蒙受重大的損失。
但是，如同上述康寧大學董事會解散案一樣，教育部對私立大學的懲處，並非都可以得到法律上的支持，因此，對於教育部對敝校的懲處是否也有法理上的根據？尤其是不定期到校進行教學品質查核，更被敝校主政者當成了「戒嚴令」，制定出一套繁複無比的監控系統與制度，以全面檢視所有教師的教學品質，從課程綱要的內容是否符合開課時序表、到上課鐘響不得遲到超過5分鐘，巨細靡遺地實施全面性的管控。例如在行政會議中通過的「巡堂要點」（非經校務會議通過），竟出現課堂學生出席率不到六成的老師要被扣三分之一年終獎金的條文。
看似下定決心的全面改革，校長信誓旦旦地說：配合教育部查核，一定要讓全校教學正常化。但最荒謬的是，原先以強迫派班要求老師們帶班去聽演講的方式，明顯課程與演講內容不符，這時卻更要求老師們要回過頭修改課程大綱，以期教育部查核人員看不出破綻。難道所謂配合教育部查核的教學正常化只是在做表面工夫嗎？更可笑的是，當學生們受不了這種以教學正常化為名的監控系統，表達任意修改畢業時程與修業規定將影響畢業時程規劃與受教權時，副校長卻反過來安慰學生說：等教育部查核過後就好，再忍耐一陣子！這不明擺著又是一套虛以委蛇的敷衍了事嗎？
對此，上述的這位令人尊敬的吹哨者周平教授，這次他反倒是站在大學自主精神的立場上反對教育部干涉教學主自以及學校不能片面解讀教育部懲處，聯同敝校的學生會長一起召開記者會，以重申《大學法》第1條的大學自治精神，以及憲法所保障的講學自由。
